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有一张书写捐赠文物人姓名的“景仁榜”。相比故宫近600年的风雨岁月，故宫捐赠史却只有不到80年的时光。然而，正是这张榜上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名字，让故宫的馆藏得以丰满，让名垂青史的佳作得以传世。

　　在这张“景仁榜”1985年的名目上，有一个叫做何刚的普通名字。就在今天，故宫博物院决定为意外身亡的何刚举办追思会，只因32年的他曾主动捐赠19件元代银器，弥补了馆藏的历史空白。一座古往今来被“帝王气象”所笼罩的“皇家重地”，竟然肯为一个默默无闻、只有小学文化的普通农民追忆哀思，引起不少人的议论。

　　这并不是故宫与何刚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除了在景仁榜上署上姓名的精神激励，故宫也没有忘记给予何刚物质奖励，甚至，在之后的时间里，因为何刚的生活窘境，曾两度拨款助其渡过难关。当然，相比19件文物的市场价值，十几万元的抚恤有些“小巫见大巫”，但这其中饱含的情意，依然让包括何刚在内的所有人感到温暖。

　　实际上，在对待文物捐赠的问题上，目前为止法律条文之间依然断层。一方面，“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但另一方面，“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可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于是，对文物发现者来说，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捐了很可能颗粒无收，不捐却一定触犯法律。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像何刚一样，因为秉持“文物是国家的”这样的理念，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抵住“一蛇皮袋子”的金钱诱惑，做出捐赠的选择？长此以往，因为奖励与处罚之间巨大的不对称，很可能会让捐赠者群体感觉丧失尊重，导致心理失衡，思想斗争愈加激烈。

　　从物质奖励，到生活保障，再到追思哀悼，故宫的举动一定程度上是彰显人文关怀的自选动作，这也正是被网友推崇“有情有义”的原因。这的确为文物回收和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却不得不让人进一步思考这种做法的推广意义。实际上，并不能因为故宫的“暖”就要求捐赠有偿。无论如何，捐赠的自愿和无偿才是根本属性。即使故宫，在面对文物捐赠的“事后人情账”上，也常常因为“捐赠难以查证”和“没有专项资金”，在管与不管中进退维谷。

　　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故宫此举更像是一次对捐赠者价值的宣示和回归，展示了除了证书奖励、金钱激励之外的另一种褒奖方式：用情意打动人心。这无论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文物捐赠群体，都是一个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尝试。

　　捐赠还是不捐赠？这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但该如何对待捐赠者？却理应是一道具备温情的必答题。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像何刚儿子所说的那样，“就是以后翻修房子再挖出文物，我也依然捐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