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洼四大累（二）
□宋九苓（文安县广播电视局）
打堤
 

　　无形的水，就是一匹野马，不服管束。要管束野马，就得有缰绳，要管束水，就得有堤防。堤防，是水的缰绳。文安洼是水乡，堤防到处都是，比较著名的有千里堤、秃尾巴堤、隔淀堤、防洪堤……
　　打堤，这是一种非常繁重的劳作，但细说起来，大体分两类，一是预防性地修堤、筑堤；二是抢险性地护堤。第一类与挖河一样，每年由决策机关制订计划，利用冬春两季，征用民工，开展施工。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类工程主要靠人海战术，铁锨、小车、土篮子，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人们手里逐渐有了钱，不少私人手里添置了挖土机、推土机、拖拉机，打堤也开始走向机械化了。比如，修筑环城防洪大堤时，每个乡镇都分派了具体堤段，有的乡镇手头紧，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小车、铁锨、洋镐一起上，干得热火朝天；而有的乡镇有钱，工地上只有几台大型机械轰隆轰隆地响着，轻易看不到一个人影。
　　说起打堤的累，必须说护堤抢险。每年雨季，老天爷不高兴，多哭上几回鼻子，文安洼的老百姓就会忐忑不安，政府部门也会紧张起来。沿大清河堤岸上，一间间堤房会住上巡堤员，他们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沿着自己负责的堤段巡视一遍，看看会不会出现险情。假如出现决口，一场生死决战立刻会出现在眼前。文安的一位老副县长叫任谦益，是个老水利通，文安县的各个堤段有几道弯，有几个叉，有多少浪窝，有多少鼠洞，他都一清二楚。每到防汛期间，他是最忙的，哪里出现险情，准有他的身影。“共产党员，跟我跳！”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喊着，带领人们跳入湍急的漩涡中，为堵决口的人们挡住巨浪，赢得胜利。
　　那时护堤，都要成立抢险队、打桩班，护堤抢险的办法也多种多样。有打桩，有援席，有挂柳，最普通的方法还是码草袋子。打桩，就是用四五米长的檩条，一棵挨一棵地砸进堤侧的泥土里，以增加大堤的坚固程度；援席就是用苇席挡住浪头的冲击，然后再填土堵住缺口；挂柳就是伐倒堤上的柳树，然后把树梢一头放到堤边水里，以减轻浪头对堤坡的冲击；码草袋子可能我们都看过南方抗洪的电视纪录片，我们这里与他们的用法一般无二。
　　如今，我们这里已经不是水乡了，河道干涸，庄稼缺水，好像再也受不着打堤这一累了。只是我们这里的地形没有变，老天爷还有没有下涝雨的时候？倘若有，还有没有人去受这样的累？还有没有人会干这样的活？
 

拔麦子
 

　　交芒种节，骄阳似火，西南风吹着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走进田野，麦浪滚滚，一片金黄，庄稼人打心眼里向外透着喜悦，啊，又是一个丰收年。然而，喜悦之余，也做好了吃大苦、受大累的准备。
　　说起庄稼人，祖祖辈辈过着苦日子。有句俗话说，庄稼人是土里刨食。其实，庄家人在土里刨的何止是食呀！先不说卖了粮食添置一家的穿用，就是一年四季做饭取暖用的柴草也都要从土里刨出。基于这个目的，庄稼人舍不得割麦子把麦根丢在地里，而是把麦子连根拔起，轧场前再把麦根铡下，为家里从夏到秋做饭之用。为了这点麦根，于是就有了四大累之一——拔麦子。
　　拔麦子是个累活，同时也是个技术活，一个拔麦子的好手，在地头一站，就能看得出来。来到自己的麦垄，左脚前，右脚后，塌下腰，左手从前面一揽，右手后面一合，往后一较劲，唰，一把拔下，一倒脚步，又一把，再一倒脚步，第三把，然后提起，在脚上把麦根上的泥土磕掉，捆好要，放在地上，接着又重复做。在部分农村，捆小麦的草绳被称作草要、草要子，也有的直接用两缕小麦打结来捆小麦，也叫要。
　　拔麦子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时间紧，容不得松半口气。俗话说，麦熟一晌，虎口夺粮。到了这个时节，天气说变就变，老天爷一发脾气，一场暴雨，再来几天阴天，老百姓的半年辛苦就会付之东流。第二，姿势单一，劳作时间长。拔麦子的姿势就是猫着腰用力，假如碰见水浇地，地皮板结，晒得结了痂，那就更惨了，拔不了几把，手上立即会出现几个大血泡。一天十几个小时，总是这样，到了晚上，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腰痛得直不起来，两腿痛得迈不开步。第三，工序多。拔、铡、晒、轧、扬，再晒、装，几道工序，要在最多一个星期内完成。
　　拔麦子虽是力气活，但也有许多讲究。到了地头，先排好顺序，谁挨着谁，谁和谁一趟要，这叫插夹垄。所谓一趟要，就是一个合作小组，前面一个人在拔麦子同时，要隔几步，用两缕麦子打一个结做成要，平放好，后面和他一趟夹垄的人则把自己和打要人拔的麦子捆好，这叫拾要。到了地头，还按照顺序翻个排好，这叫翻夹垄。
　　关于拔麦子，还有很多故事，大都说的是过去地主雇短工的事。因为我们这一带有一个习俗，主家在雇短工的同时，还雇一个领头人，叫掌作的(不知和《走西口》中“掌桌的”是不是一回事)。如果短工们能够超过这个掌作的，主家就会好吃好喝好待承，并且发给工钱，如果超不过去，只管一顿窝头咸菜，工钱一个不给。在浩然先生写的金光大道一书的开头，就有这样一个场景，张金发是个掌作的，一心想把一帮打短的穷哥们拉在后面，高大全使了个计策，在磕泥土时，故意往张金发脸上溅，最后，穷哥们都拿到了工钱。
　　时光匆匆，转眼之间，过去文安洼最普通的劳动形式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了。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已经没有那么累了，在这个时候，我们重读古诗《悯农》，还有过去那样的感觉吗？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脱坯
 

　　文安洼有句俗话，说是一辈子不盖房，当个自在王。盖房，是农家一件大事，为了省钱，只有自己多受累。退回四五十年，农村的房子大概有以下几类：一、红砖大瓦房。除了公家能盖这样的房，老百姓几乎是不可能的；二、里生外熟的卧板房，就是里面用坯子，外面用砖，这样的房也是很少有人能盖得起的；三、挂斗房，就是里面用土坯，外面用砖，一层卧，一层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既省了砖，又增强了墙体表面的硬度；四、纯土坯房，而且还是老檐出头的。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盖什么样的房。但是盖什么样的房，也免不了受这第四大累——脱坯。
　　盖房用的坯子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砖坯子。它的长宽高和砖窑里出的红砖一般大小，脱坯用的模子有一连三个的，也有一连两个的，脱坯者和好泥，在旁边放一堆细沙土，先在模子里撒一些沙土，然后扣掉，取泥放好摁实，用一个类似弓弦的工具，在坯模子上一刮，再把坯模子一扣，三个或者两个坯子便成功了。
　　第二种是大坯。它的尺寸大概是20×15×40公分，和文安古城的城砖大小差不多，坯子干透了也有20来斤重。脱这样的坯子要用滑秸泥，用的坯模子也是单个的，而且只是一个框。和好泥后，旁边要放一堆滑秸，用手挖起一块泥，放进模子里，再抓一把滑秸，往泥里摁，用手抹平，再提起模子，一个坯子就脱好了。
　　第三种是砸坯。这种方法不用和泥，但是要看土质。秋后初冬，在野外找个合适的地块，挖一个坑，取出潮乎乎的土，放进坯模子里，用墩子砸，砸实后，打开模子，一个坯子就成了。好像这种方法打坯子，不在四大累之内，但它也很有自己的特点，就是码放坯子。打坯者以自己打坯的点为圆心，按四五米的半径，把坯子码放成一个弧形，远远望去，坯摞犹如一个个碉堡，惹得小孩子们常常在其间玩打仗游戏。其实这样码放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首先离作业点距离相等，省工省力，其次凸面向北，减小了风阻，增强了稳固性，因为冬天多刮北风。
　　另外，过去不光是盖房要用坯，每年春天，不盖房的各家各户也要脱些坯，以备盘炕用。这是因为，老百姓家里睡的都是火炕，火炕都是用土坯盘的，经过一年的烟熏火燎，那些土坯都成了上好的农家肥，于是把炕扒了，把坯砸碎，运到地里，用新土坯重盘一个炕，就成了庄稼主每年必干的活。
　　脱坯的累，和拔麦子差不多，腰疼，腿酸。可是老百姓要盖房，还想省钱，不受这样的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盖三间房自己用小车推土垫庄基，自己脱坯，房顶用自家的秫秸，盖时乡亲们给助工，还要花一千多块呢，这是一家人多少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心血呀！如果你们家还保留着老房子，看看内层是不是土坯的，如果是，里面肯定浸透了你的父辈或者祖辈的汗水。
 

打草要子
 

□熊自洲(农民互联网湖北省网友)
　　草要子，是用稻草或麦秸编制而成的，一人多长，有别于草绳。要子，单股；草绳，双股。在我们南方水稻种植区，大都用稻草打要子，它比草绳粗，比纤子细，人们用它来捆稻把、捆麦把、捆柴把等，百把斤重的担子不在它的话下，用起来既省时又方便、环保，还可以重复使用。
　　草要子在农村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每年冬天，生产队仓库里堆满了成捆成捆的草要子，一提提挂在屋梁上、水车下，一根根蜷缩在角落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家户户都要打草要子，为来年的生产生活作准备。
　　草要子打法有多种，一个人用“要桩”打的要子，叫桩要。这种要子外形如缧丝状，上粗下细，打起来麻烦，但紧凑、结实、经久耐用，捆完麦把捆稻把，最后捆柴把。
　　小时候，见识了父亲给生产队打的桩要子。清早起床，父亲从稻场里挑回稻草，铺在堂屋里，喷上少量的水，用几条木凳压在稻草上，然后，从房间里拿出“要桩”(用碗口粗的木头自制而成，长250毫米，上粗下细，最上端有一80毫米长的细手柄)打要子，只见父亲坐在矮凳上，左手拉一把稻草，放在右手拇指上，拧成绳状，放在要桩下方，顺时钟方向“就”，边“就”边添加稻草，打到要桩上方，在凳子上一敲，抽出要桩，要子脱落，把要尾塞进要膛里，要子就形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归拢。这种活，一般都是我来完成的，一担两个，十担一提，将要尾剩余的草扎成小辫，最末端搓成细绳子，最后打个死结，这样，要子才算完工。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每个社员每打120担要子，生产队就记一个工的工分，分值为10分。
　　闲得无聊时，我也拿起要桩，坐在父亲身边，像模像样地打起要子来，我打的要子不是粗了，就是细了，要么散了，父亲告诉我，打要子左手添草要均匀，右手应用力翻腕，千万不能把草直接缠在木桩上，我尝试过无数次，还是打不出有模有样的要子来，父亲鼓励我，等你长大了，有力气了，再来打吧，你一定能够打出好的要子来。
　　分田到户后，我开始像父亲那样打桩要，由于小时候掌握要领，加之手法运用得当，我真的打出要子来，虽不美观、光滑，但也能凑合着来用。
　　另一种是用“绞棍”绞成的要子。这种要子要靠两个人来完成，跟绞柴把一样，一个人站着边绞边向后退，另一个坐在稻草旁边放要子边添草，绞到一定长度，头尾合拢，自然拧成麻花状，一根要子结束。“绞棍”，就是用一根约2米长、大拇指粗的木棍，扭成180度弯，系上麻绳，在手柄上套上竹筒，像摇把。这种要子松散，不能重复使用，同样能捆麦把、稻把、柴把。
　　还有一种是用手打的要子。这种要子不用要桩，也不用绞棍，打起来简单、方便，无需俩人合作，就是直接在手上“挽”要子，形如鸡窝状，上口粗、底部尖，跟绞棍绞的要子一样不够结实，也属一次性要子，只能捆一些轻的秸秆、棉秆、稻草之类。
　　过去，草要子在农村用途广泛，除了捆农作物和柴草外，日常生活中也少不了它，农户的茅草屋，房前屋后柴堆、草堆上，横七竖八缠满草要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和农户打茅包(稻草包，用来储存粮食和种子)，用的也是草要子。茅包的打法是，先在箩筐底部呈十字形放两根草要子，接着铺一层稻草，再把稻谷倒进去，封上口，扎紧草要子，退去箩筐，并横着缠上两根草要子，茅包就打成了，吊在房粱上，防止鼠害。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作物收割大都使用机械化，草要子的用途越来越小，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糊糊川”里喝糊糊
□刘春清(阳原县国土资源局)
 

　　早些年，阳原县农业生产条件差，土地瘠薄，干旱少雨，历史上素有“糊糊川”之称。人们为了生计纷纷到内蒙古“走西口”“走东口”。不信你到百度百科去查，一输阳原县，别名糊糊川，唉！穷名留下了，也传远了，不想让人知道都难。
　　有人说喝糊糊是当地地瘠民贫自然养成的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可不是，连3岁孩子都知道白面大米好吃，可不喝糊糊吃啥呀，没得吃，总不能眼巴巴地饿死吧。祖辈们自古就节俭惯了，无论歉年丰年，都是省吃俭用过日子，以防荒年。由于海拔高，气候冷，无霜期短，农作物每年仅收获一次，物产也比较单调，粗粮较多，主食多为谷、黍、豆、高粱、玉米。农忙时一日三餐为“早上粥、中午糕、黑夜糊糊煮山药”，农闲时多为两餐，即“早晨烫嘴(喝糊糊)，中午难拿(搅拿糕)，晚上歇牙(不吃饭)”。
　　过去，糊糊是把玉米或谷子在石碾上磨成面，搅入大铁锅水中，煮沸而成。也有以高粱面、黍子面、豆面来煮的，20世纪60年代后多用玉米面。就咱这岁数赶上了，每天早上睡得迷迷糊糊的，被母亲叫醒，在被窝里爬锅沿边拿长把铁勺搅糊糊。母亲一手拉风箱一手往土灶里填柴，我再瞌睡也不敢打马虎眼，一打盹锅里的糊糊就巴锅了，糊糊会更稀，舀在碗里能照见窗户档。鼻子影在糊糊碗里，还以为面疙瘩，筷子捞呀捞，老是夹不住，一抬头不见了，空欢喜一场。稀汤糊糊灌肚子，粗瓷大碗，三碗五碗地喝，尿上两泡，半晌肚里就咕咕叫了，糊糊实在不顶饥。“娘，我饿了！”成口头语了。
　　儿时总盼着有亲戚来，可人穷不走亲，连亲戚也很少走动。亲戚来了，就能喝上打米(放些小米)糊糊或糊糊煮山药(土豆)了。最难喝的要数杂交高粱糊糊了，生产队以粮为纲，就因杂交高粱产量高，全村不论水地旱地都逼着种上了杂交高粱，真可谓是田地山河一片红。可杂交高粱实在是太难吃了，酿出的酒都是苦的。杂交高粱面糊糊，别说难以下咽了，看看都厌烦饱了。那日子过得，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咋就熬过来了呢？一年四季一身衣，白土布用麻秆灰或锅底灰作染料，染成灰暗色。棉改夹、夹改单，甚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年累月过着“衣不避寒”的日子。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行有车住有楼，吃穿不用愁，昔日聊以充饥的糊糊，对当地人的感情仍然如故，并对糊糊进行深加工，开发了系列糊糊面。有小米的、豆面的、咸味的、甜味的，进入了超市，还上了宾馆、饭店的餐桌。
 

　　7月30日我旅游回家后，因天气异常炎热，就打开了空调纳凉，并把身上的外衣脱去，也好尽情地享受这种清凉舒适的感觉。
  在我脱掉外衣时，肩膀上的拉绳痕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因为这，多年来无论多么得酷热难耐，我都穿半袖体恤衫，从来不穿无袖的。拉绳痕像是一条在肩膀上游弋的蛇，总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那年我12岁，村里没有货车，也没有拖拉机、三轮车，连一辆牛车也没有。村民往农田拉粪或者收庄稼时，会用家里的板车。我家的板车又破又旧，一般力气较小的人拉不动，只有爹能够使用。那年夏天，爹在200里外的宅北乡打工，只有礼拜天或者节假日才能回家干农活。爹干的农活是家里的重体力活，比如拉粪。
  8月初的一天中午，爹从单位赶回家，见家门口猪圈附近的猪粪还没有送到地里，就喊上正在午睡的我和弟弟，开始往农田里拉粪。因为我和弟弟第一次拉粪，所以都很兴奋，拽着拴在板车上的绳就往前跑，可走出去还没有一里地，就因天气炎热又累又渴受不了了，要不是被爹看得紧，我和弟弟一定会做逃兵。爹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述拉车绳的要领，叮嘱我们要沉住气，不能一阵猛跑，那样不但做不出多少活来，还会累得够呛。
　　按照爹的叮嘱，我们将拉车绳套在肩膀上，可走了没多远肩膀就被绳勒出了一条深沟，又酸又疼，只好将绳放在另一个肩膀上，但不久也被勒出了一条又深又长的沟，加上天气炎热，汗水像掉珠子一样一个劲儿地滴……那一刻，爹教导了我们坚持就是胜利。晚上，熟睡中的我被一阵凉风吹醒，我发现爹正用一个破竹盖给我扇风纳凉。
　　那一刻，爹是那么温情，与白天拉粪时因为我们偷懒而吹胡子瞪眼的表情简直判若两人。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读懂了父爱。
 

难以下咽的花生皮炒面
□李同善(曲阳县东邸村乡西邸村)
 

　　中午放学后，孩子拿着一个鸡蛋送给我：“爷爷，熟鸡蛋，你尝尝。”我问：“这是从哪弄来的鸡蛋？”“我们学校每天每人发一根火腿，一袋牛奶，还有一个鸡蛋。”孙子把头一歪高兴地说。我接过鸡蛋，突然间回忆起小时候读书的日子。
　　上世纪50年代末，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一天放学回家，饿得我头昏眼花，看到父亲与生产队会计坐在桌前整理账目，桌边还放着刚用过的碗筷。我问父亲：“爹，你们吃的什么饭？我好饿。”父亲指着旁边的簸箕说：“你母亲才炒的花生皮炒面，还热乎哪，快吃吧。”我迟疑地拿起碗筷，抽泣着走到簸箕跟前，抓起几把涩涩巴巴的花生皮炒面，放在碗里，又舀了一点儿凉水倒上，用筷子慢慢地搅了又搅，拌了又拌，把炒面送进嘴里，嚼来嚼去总觉得垫牙涩巴，把脖子伸了几伸才免强咽下头一口。这东西虽说不好吃，但总能充饥。我央求在炕上做针线活的母亲做饭吃，母亲说：“米没有米，面没有面，柴禾又不多，我做什么饭？上学去吧。”我眼里噙着泪花，背上书包，无奈地又踏进了校门。
　　看看现在的孩子们，在家吃了白面馒头、大米饭和肉菜，党和政府怕孩子身体营养不好，还补贴营养餐，真是掉进了蜜罐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