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当了八路军
□崔福庆(文安县九旬老兵口述)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当兵，我说我饿啊，想弄口饭吃活命。

　　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人为了报复我军的进攻，丧心病狂地炸开了河口。河水像一条条浊龙，咆哮着一路东行，庄稼被淹没了，就连高粱也只剩下一个个小脑袋。大水差点吞没文安县城的城墙，人们可以坐在城墙上洗脚，迈过城垛子就可以坐上大船。地里颗粒不收，可谓锅内无米，灶下无柴。妈妈给人家缝缝补补，哥哥到了冬天给人家撑拖床跑运输，风里来雨里去，到了年根了，连顿过年的饺子都吃不上。妈妈在一位好姐妹那里借了2斤高粱，又从另一位当家的哥哥那里借了一把晒干了的马齿苋菜，准备包饺子。2斤高粱能碾出多少面来？家里吃饭的人多呀，给爷爷奶奶每人盛一碗后，还能剩下多少？我和妹妹在家里最小，分的饺子最多，一共分了5个。我和妹妹每人吃完1个后舍不得吃，就藏在窗台后面，等明天再吃。谁知道到了晚上，竟然被老鼠给拉走了。为了那3个饺子，我和妹妹抱着头那顿哭呀，一辈子都忘不了。
　　1945年开春，天暖和了，我背着筐拾柴火。拾了一半，我就把筐头一扔，去他娘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饱饭，我要当兵去，就这样，我当了八路军。那年我还不满18岁，人太瘦，个子又矮，行军时哪跟得上大部队啊，就拽着个马尾巴。满以为当上兵就能吃上一顿饱饭，但是还是饿，而且遭的罪更多，多次遇险，死里逃生。
　　到了开国大典那一天，我们才不挨饿。我记得清清楚楚，不分官兵，每人发3块钱，放假3天。那3块钱怎么花也花不完，我们就可劲吃，可算吃上饱饭啦。就在这一天，我被提升为副连长，真是双喜临门。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使我一个农村土娃娃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活到这个岁数，赶上这样的好社会，儿女孝顺，家庭和睦，我很幸福。我的好多战友，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多次死里逃生，而且能活到这个岁数，感到很幸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大哥大姐没念一天书
□陈国强(文安县靳村)

　　我生在物质匮乏年代里的一个大家庭里，姐弟6个当时都未成年。在那个农业生产大锅饭的年代，分粮、分菜、分柴什么的都按工分计算，我们家劳动力少，可累了苦了我们的父母亲，那段艰苦的生活，让我们姐弟几个都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
　　记得父亲在生产队里当队长，那时候当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父亲干庄稼活是一等一的好汉，从不叫屈喊冤。每天早出晚归，一心扑在生产队的农业生产上。可到分东西的时候，总是分到别人挑剩下的歪瓜裂枣，我的母亲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支持父亲的工作。
　　那时候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尽管人们辛勤劳动，还是缺吃的没穿的。母亲白天下地干活，夜里要做一大家子的针线活。那年代别说没钱，有钱在农村也没地儿花。我不记得母亲每天什么时候睡觉，总是一觉醒了她还在煤油灯下缝啊补的。第二天又老早起来抱柴做饭，喂鸡喂猪。我母亲乐观开朗，打谷场边、田间地头，总是飘荡着她的歌声和笑声。她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也不偏向哪个。我们家住房条件很差，一家人挤在一床土炕上，因为贫困不能给我们每个人一床被子，我和弟弟一个被窝，我们俩一头一个打通腿，那被子又薄又短，不是盖不到胳膊，就是露着腿。每到夏天就在屋里点燃一堆烂麦秸熏蚊子，呛得人一个劲儿咳嗽。冬天没有生过炉子，在极冷的天气里，只是在屋里点一个碳火盆。
　　由于日子太难了，我的大哥和大姐没有进过一天校门。他们过早地参加劳动，替父母分担一份养家的责任，所以二老总是教导我们小哥几个，永远不要忘了大哥和大姐的恩德，这同时也成了他们难以治愈的心结，总是觉得亏欠孩子们太多。
　　我们相继长大，日子越来越好了，父母亲却越来越老，而且由于操劳过度都浑身伤病。苦日子过完了，父母亲没能享一天清福都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坚信他们在天国永沐春风，每当路过父母亲沉睡的地方，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思念和敬仰。那段难忘的岁月也永远不会遗忘。

用多穗高粱秸充饥
□宫锡岭、何景潭(文安县滩里镇小学文教室)

　　看到这个话题的配图，不由想起了我家那段苦日子。
　　我兄弟姐妹8人，大哥比大姐年长10岁，大哥1956年随二伯盲流去了营口。从大姐开始，二哥、二姐、我、三妹、四妹、五妹，均相差两岁，村里人叫我们“一挂蒜儿”。
　　1962年，大旱，过了晚田播种季节才下了一场雨。为了秋天能收点粮食，各家各户抢墒种地。父亲带着我们去耠地。大姐、二哥、二姐、我4人拉耠子，父亲扶耠子。我们4个小孩拉不动，父亲就连扶带推。当时大姐14岁，二哥12岁，二姐10岁，我才8岁。邻居开玩笑说：“你们尾巴挨着眼，耠子怎么拉。”父亲说：“耠不深就耠浅，收不多就收少，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年纪大的人都知道，用牲口拉耠子要用一头牛，用人的话要用4个壮劳力。耠地时，一到地头我总是摘下套儿就跑，又总是被逮回来接着拉。那年我家种了一亩多穗高粱，由于播种晚，到了收获季节穗头上只是长了个瘪瘪的虾米粒儿。父亲带着我们，连高粱秸秆一起从根部砍下。父亲说，这样可以再壮一下籽粒，还可以当甘蔗吃。因为秸秆很甜，里面有养分，可作为代食品搪搪饥。我们把它捆成小捆，一人一捆，排着队，一会儿一趟，扛到了家中，整齐地戳在院子里。邻居见了说我们是蚂蚁拉窝，母亲鼓励我们说，勤来勤去搬倒山。
  晚上，我们饿得睡不着觉，就抱进来两捆多穗秸，一家人围着吃了起来，既补充了养分，还可以吃半个水饱。晚上睡觉，经常是姐妹几人拉扯着一床破被子，四周是一圈头，里面是一堆脚。早晨洗脸，全家人共用一盆水，洗完后只剩半盆泥粥。
  母亲常年有病，干不了农活。家里缺吃少穿，我们一个个饿得皮包骨。父亲带领我们打地梨、挖野菜、采树叶、刨芦根、捋草籽、逮蚂蚱、捉鱼虾，最困难时还吃过向日葵海绵体、稻糠皮、玉米轴儿、小麦滑秸等等。后来我家还养过猪，养过羊。我们兄弟姐妹一起打猪菜，割羊草，度过了那艰难岁月。

文安洼四大累（一）
□难得一见(农民互联网文安县网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安洼有四大累，即挖河、打堤、拔麦子、脱坯。且听我一一道来。

挖河

　　过去的文安洼十年九涝，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一个九河下梢的大锅底。雨季一到，各地雨水自然流向锅底，有句俗话说，“蛤蟆撒泡尿，文安就得涝”，所以，水患是文安的大敌。怎样治理水患？清朝乾隆皇帝5次亲临文安洼，视察水患情况，督办治水工程。1949年以后，新中国人民政府更重视治理水患，五六十年代，几乎每年冬天都有治理工程。那时有个名词叫以工代赈，就是上级发下赈灾款，不能白给，要以河工工钱的形式发到每个民工手里。
　　1963年，文安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1964年，毛泽东下了决心，要从海河整个水系的高度根治水患，于是亲笔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从1965年开始，经过15年连续施工，对海河河道骨干工程进行大规模治理，初步形成了防洪、排涝体系，并加固了部分水库工程。在这期间，光我们文安县每年都要抽调数千乃至上万民工奔赴一线，参加挖河工程。那时，在生产队每天能挣10分工的算整劳力，而整劳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你上没上过海河。
　　每年冬闲开始，上海河的民工便整装待发，他们每人一把瓦垄锨，一辆独轮小推车，浩浩荡荡开赴前线。到了工地，扎下工棚，插上红旗，压住阵脚，便干了起来。在十几年的工程中，我们县的民工去过塘沽，到过大港，战过宁河，征过唐山……遇见过胶泥硬板，也遇见过烂泥塘，遇见过流沙地段，也遇见过远古蚌壳山；战过狂风，斗过海啸，顶过大雪，踏过冰层。在挖河的工地上，那些年轻的生命，用青春、汗水和热血，谱写着人类的壮丽诗篇。
  挖河累呀，那个年代有个顺口溜：
　　一等人大队干，挣着满分到处转；
　　二等人当队长，派完了活家里躺；
　　三等人跑外交，便宜东西家里捎；
　　四等人拿算盘，兜里不缺零花钱；
　　五等人当保管，五谷杂粮吃得全；
　　六等人转业兵，背着筐头去看青；
　　七等人车老板，卖了马料下饭馆；
　　八等人饲养员，不图吃喝图清闲；
　　九等人掏大粪，干多干少没人问；
　　十等社员没有辄，推着小车上海河。
　　由此看来，挖河是最苦最累的活计了。这活到底有多累？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但是，民工运动量大，饭量自然也大，食堂开饭，几个小伙子开玩笑打赌：“你能吃多少个窝头？”“10个差不多吧。那你呢？”“论个不好数，我就吃这一扁担吧。”说着，把扁担拿过来，把窝头摆在上面，从这头摆到那头，便吃了起来，不一会儿，一扁担窝头都进了他的肚子。
　　挖河那么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竟然都愿意去，为啥？一天挣12分，还可以吃饱了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