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政府对访民进行救济，开出暂不上访的条件，事后追究敲诈勒索，有“诱民入罪”之嫌。

　　安徽访民徐思兰涉嫌敲诈勒索宿州市北关街道办事处一案，在宿州市埇桥区法院第二次开庭。检方指控徐思兰多次敲诈勒索宿州市北关办事处人民币累计9200元。徐思兰依然拒绝认罪，她坚称这些钱是上访期间因生活困难，由其申请或是当地政府主动给予的救助款，而非敲诈。目前此案尚未判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的手段，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政府部门是强势主体，具有主动执法权和单方决定权，其能否成为敲诈勒索罪中被威胁的“他人”，理论上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实践中因敲诈政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已经不是个例(8个月前埇桥区法院即审理过一起因上访引起的敲诈勒索案)，本文姑且不去讨论这一块。但不管怎样，认定公民敲诈政府尤其是访民敲诈政府，确实应该慎之又慎。
　　下面就成立敲诈勒索罪必须同时具备的“目的”和“手段”要件，来探讨本案是否该罪的法律问题。
　　首先，“非法占有”之目的，是成立敲诈勒索罪的必备主观要件。也就是说，若行为人得到财物是合法所得，自然不成立该罪。而一些多年上访的公民一般都生活困顿，地方政府本来就有救济困难群众的职责，若公民向所在政府提出了救助申请，当地政府根据申请向其发放了困难补助，就难以认定其为“非法占有”。
　　报道指出，“从法院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到，1600元是通过两份申请批下来的”。可见，“申请”和“批准”真有证据支持，而且是当地政府的公文书之证据，其证据效力远远强于有明显利害关系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证词，更别说这些工作人员均未出庭作证，该证词在法律上很难得到认可。
　　其次，采取“威胁”之手段索取财物，是成立敲诈勒索罪的必备客观要件。上访是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本不应成为威胁政府的手段；制度的瑕疵使上访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因素，板子不应打到上访公民的头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上访只会对当地政府形成压力，压力不是威胁。本案中，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警方笔录中即称，“徐思兰提出‘两会’不去上访就要给她5000元，迫于‘信访压力，没办法’，(就给了)”。可见，政府工作人员在证词中使用的也是“压力”而不是“威胁”。
　　徐思兰通过扬言上访，向当地政府要救助金，解决自己生活的困难。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妥的，理当被否定。不过，如果因此要将其治罪，未免反应过度。许多访民由于长期上访，生活非常困难，急需救济，若地方政府对于其救济的申请，开出暂不上访的条件，事后又以敲诈勒索追究之，这无疑有“诱民入罪”的嫌疑。上访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对于访民的诉求，正面引导和依法解决，才是根本办法。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昌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