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重庆谈判期间曾43个昼夜寸步不离毛泽东，“三龙护驾”的主角之一)、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
　　而这三大侦察专才之一的陈泊，是一位独臂侦查英雄，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陈泊又叫布鲁，原名卢茂焕，海南岛人，青年时代加入了中共琼海地下党组织。1928年5月，海南的地下党受挫，陈泊被迫逃亡海外，先去了新加坡，后又转到马来西亚，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担任了马来西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的总队长。
　　东南亚的革命斗争也很残酷。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不幸被捕。他经不起酷刑讯问，成了可耻的叛徒，先后出卖党内同志上百人，新加坡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1932年秋，陈泊受马共中央的指令，参与诛除大叛徒李锦标的行动。
　  陈泊他们本想用自制的炸弹将李锦标炸死在酒店。不幸的是，在做炸弹试验时突然发生爆炸。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左手被炸飞一截。一年后，一无所获的当地警方把他驱逐出马来西亚。陈泊回到海南，不久来到广东，与我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中共广东省委的情报部门决定让他奔赴延安。陈泊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长途跋涉从广东到达了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陈泊的特长，安排他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担任侦察科长，他从此开始了为我党屡建奇功的情报工作生涯。
延安的“福尔摩斯”
　　陈泊搞情报工作很有一套。他几次独自到距延安数百里的边境情报点去检查工作，颇多斩获，每次都能带回很有价值的情报。
　　一次，陈泊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在近期派遣一名特务进入边区，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执行“溶共”、“防共”、“反共”方针的情况。经过请示，陈泊果断布网，很快抓获了这个所谓的《中央日报》记者。陈泊连夜进行审讯，这个特务坦白交待了全部计划。陈泊决定自己取而代之，化装成此特务，到几个县去摸摸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老底。
　　事不宜迟。第二天，陈泊穿上被捕特务的衣服出发了。他首先来到延长县，手持《中央日报》的记者证，来到国民党县党部，开口就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对他不敢怠慢，热情相迎，上茶献烟。在外设军警岗哨、内有暗探把守的县党部，陈泊大大咧咧地翘起二郎腿，听取书记长和官员们的报告。这些人将他们收集到的我方情报，向这位“钦差大臣”一一汇报。陈泊又记又问，还要看材料。他特别注意每一项情报的来源，包括每一个秘密情报点的具体人员。听完了汇报，还要郑重其事地“指示下一步的工作”，以国民党官场的一套，对这些人大加训斥。他回到延安后对侦察员们得意地说：“这一次真是骂得痛快！什么‘饭桶、熊包、笨蛋’，连珠炮一样喷出来。”
　　在延长县得手后，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对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内部进行了探查。回来后，他详细整理了各个县的材料，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暗藏的特务。
　　首战告捷，陈泊旗开得胜。这次捕捉活动抓获了特务40多人，大大削弱了国民党潜伏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同时，我党将这些县的国民党党部反共的罪恶活动加以公布，使国民党西安当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灰头土脸。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这些破坏合作的见不得人的勾当，遭到了国人的唾骂。
真诚感化潜伏特务
　　1942年春节前夕，陈泊接到密报：秘密哨所抓获一个来自国统区行动诡秘的男子，名叫陈兴林，这个陈兴林在审讯中供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谈具体情况。
　　陈泊感到这个人的价值重大，于是连夜秘密会见陈兴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兴林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交待了这次潜入边区的任务。陈泊听后，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陈兴林是被迫加入军统的，他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和几位同为热血青年的同学相约一同去延安，准备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谁知走到临潼时，落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之手，他们被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陈兴林以“优异成绩”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给学员们上课。
　　汉中特训班很绝密，是军统头子戴笠一手创办的特务组织。特训班学员都是被骗来的初中文化以上的青年男女，人员准进不准出，互相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枪法、爆破、暗杀及如何窃取情报的技术等。这种训练3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即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但规定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等候时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实施刺杀延安的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等。
　　其时，汉中特训班已先后办了九期。陈兴林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始终是教官。1941年年底开始，国民党胡宗南部欲大举进攻延安，需要部署那些已经潜伏下来的特务，做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是由于这些人按要求长时间不与上峰联系，特务机关既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延安的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惟一的办法就是选派一个熟悉这些特务的人，打入到延安去，从接触中逐个认识，布置任务。陈兴林被选中了，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一期到九期的学员，他个个认识。
　　当陈兴林接受了任务装扮成一名小商贩，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时，刚到界子河，就被我方的巡查人员抓获。
　　陈兴林之所以在审讯中流露出愿意向共产党投诚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共产党完全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听说八路军已经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县，不由地分外思念老母亲和去年成婚的乡村妻子。
　　陈兴林向陈泊谈完这一切后，提出一个要求：让他自由地回老家庆阳三天，探望老母和去年才成婚的妻子后，再返回延安。
　　对于已经投诚的陈兴林提出的这一回乡看看的要求，边区政府保卫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人持反对态度，说这是军统特务惯用的伎俩，肯定是想借机逃走；有的人建议派便衣人员武装跟踪，或者将陈兴林母亲和妻子接到延安来。
　　沉稳冷静的陈泊主张让陈兴林自由地回庆阳去。他的理由是充分的：一是庆阳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天下，陈兴林能往哪儿跑呢？二是他即便逃了，其家室还在，陈兴林能不担心家人的安全吗？三是他既然主动交待了一切情况，就是诚心的，否则不怕我方公布他的材料么？
　　陈兴林临行前，陈泊亲切地对他说：“你放心回去，我们决不会派人跟随你。”他还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并送给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作为回家的见面礼。陈兴林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感动得泪流满面。
　  三天后，陈兴林如期回来了，见到陈泊就激动地讲起回家的感受，说共产党对老百姓真好，去年庆阳闹了旱灾，边区政府给农民发了救济粮和救济款，他家也得到了200斤细粮。在老家的所见所闻，更坚定了陈兴林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
　　“五四”青年节很快就到了，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陈泊带上陈兴林和十几名挑选出来的保卫干部、便衣武装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彩门两侧。从9时起，延安各单位的队伍打着写有纪念“五四”字样的旗帜，唱着歌列队进场。乔装的陈兴林睁大眼睛望着。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陈兴林指认出特务36名。会后，保卫部门进行逮捕，又加以突审，这些潜伏特务大多数招供。其后再经过这些人指认，相继抓获同党20多人，总共60多人的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令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军委保卫部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之广，潜伏程度之深，是无法想象的。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的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乃至一些兵站，无所不在，还有少量的钻进了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交通部门！这么多的“卧底”，如不是这次及时抓出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不禁赞叹：“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不久，陈泊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慧眼识破军统刺客
　　破获“汉中训练班”大案的一年后，陈泊再建奇功，保卫了毛泽东。
　　1943年，吴旗、富县的边境接连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事件，我方击毙特务数人，这无疑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
　　陈泊每天要保卫处的有关人员，从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抄来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安排计划，认真阅看。这天，他从安排计划中看到这么一项内容：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在笔记本上记下田守尧的名字后，陈泊当下来到中央军委，向钱益民部长询问情况。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尧报到的材料，上面写道：田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他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陈泊看完材料，向钱益民提出：能否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是否从那儿经过？
　　当天下午，陈泊接到通知：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今年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从那儿路过。
　　陈泊火速来到钱益民部长的办公室，斩钉截铁地说：“我建议马上审查那个田守尧，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
　　钱益民问他有何怀疑的证据。
　　陈泊回答：“我认为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入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发现的。这个田守尧，从3月份就离开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田守尧在材料上填写路过晋西北，而兵站回电没有这样一个人，这里面有问题！”
　　一语惊醒梦中人。钱益民觉得陈泊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把审查田的任务交给了陈泊，让其尽快把事情弄清楚。经陈泊整整两昼两夜的艰辛审查，真相终于大白了，这个“田守尧旅长”果然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
　　原来，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于今年3月初与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来参加会议。他们与巡逻的日军遭遇，所有人员无一生还。日军不知道这次海战中打死的是什么人，但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八路军旅长田守尧，并将这一绝密情报电告重庆军统总部。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之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精心选出来的“田旅长”。这名高级特务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却没能逃过陈泊的火眼金睛。戴笠的阴谋再一次破产了。
　　解放战争时期，陈泊及其妻子吕璜都奔赴到东北前线。陈泊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吕璜任滨县公安局长。他们重拳出击，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哈尔滨潜伏的敌特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陈泊与吕璜一路南下，出任广州市公安局的首任局长。把他放到这一重要位置上，是叶剑英专门向中央要求的。陈泊不负叶剑英的厚望，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充实公安队伍，又从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接收了近千名警员，以强大的力量频频出击，搜捕隐藏于各个角落的敌特警宪，仅用1年左右的时间，就迅速肃清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
　　1951年1月24日深夜，陈泊与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同时蒙冤入狱。公安部派出的办案部门宣称，陈泊是“英国特务”，是港英当局特务的重要成员，并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0年监狱生活过去之后，他仍然得不到释放，又被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又在劳改农场又苦熬了11年。1972年2月25日，陈泊终因疾病的折磨，在农场医院含冤去世，终年63岁。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陈泊蒙受的冤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