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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七七

　　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其中涉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主席、宣传部长等当地官员。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回应记者采访时表示：“这12名乡长大都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吗？ ”

　　（8月25日《广州日报》）

　　在政治泛图腾化、权力崇拜思想影响颇深远的中国社会，与官员身份相匹配的往往是显要的社会地位、牢靠的薪酬福利保障及可观的权力溢出，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如今这么一个职业选择方向丰富多元的时代，大多数官二代们依旧选择朝着官场拥挤上路。设想一下，如若传统意义上的衙门化官场，能够正本清源地回归行政本位、公共服务本位，而行政及其他公权力身份不再有暧昧的权力兑换、权力变现、权力溢出可能，则官二代们还会如此目标一致地向权进吗？或许，组织部长们也就无须再面对官二代为何集体上位的公共拷问了。

　　当然，在美好的制度愿景落地生根之前，类似的拷问注定不会绝迹。在此，没有必要过于简单俗套地将这一疑惑、这一拷问解释为公众的权利焦虑、公平焦虑，改革开放业已过而立之年，社会亦不再是青春发育期，公民权利、政治文明理念更已深入人心，无论是个体的责任意识，还是群体性、时代性的使命意识，显然已不能接受任何形式、任何名目的权力疑局、权力谜局，有些线索必须追索真相，有些现象必须逼近本质。

　　不排除有一些官二代承继了父辈的政治基因，加之经过较长时间的行政职业化训练，已吻合了“举贤不避亲”式人材输送的特定标准，并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被推举为候选人；但即便其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也并不是说可以据此成批次的大量内部输送，因为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告诉我们：它除了必须具备合法性基础，还须兼顾合理性原则，即必须同时承担政治理性、政治正义的责任约束。观诸固始县的此次干部选拔，则显然与此理性、正义要义悖逆：如此超高比例的官二代 （几乎皆是直系血亲）身份背景恐怕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自证清白吧？难道偌大的县域行政体系之内竟只有这区区几位适龄官二代可堪擢用？它究竟是因为片叶障目还是私欲作祟？是政治基因传承的巧合，是地方政治权力分配潜规则的“意外之得”，还是官场近亲繁殖、权力私属化、密室化、世袭化的沦落必然？

　　事实上，因为我国在当前的干部组织制度设计上，有着较严格的党政正职领导干部须异地任职的相关规定，各地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县域）由此呈现一种微妙状况：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些党政副职，往往因官员的本籍乡土属性，且经营日久人脉关系网错综复杂，而致其在地方政治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极不寻常的地位与权重，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对经历了“3个步骤”（具有投票资格的皆是固始县科级以上干部和部分老干部）的选举程序，依然持保留态度的原因。

　　当一些地方官员以权力山头化或利益集团化的“冷静”存在，即能“客观”施加政治影响时，所有的政治体内部游戏规则、监督机制，都将全部或部分丧失防御力、免疫力，遑论同在县域官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政治同僚内部 “选举”游戏。官二代及其父辈们，对此显然是心领神会、心照不宣，他们所要做的，只能是更积极、更亢奋地向地方权力传统属地的核心部位笔直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