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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以及毛泽东的亲笔批示。

在广州，每逢节日都有很多市民烧香拜佛。

民间多用带八卦的物品辟邪。

　　1930年，《论语》杂志出版“鬼故事专号”，

　　吸引了大批名家应征。

　　1961年，毛泽东亲自过问，出版《不怕鬼的故事》，

　　何其芳先生主持编辑。

　　正如周作人所说：“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

　　即便在当代中国，

　　鬼文化依旧是各种社会现实和众生心态的显影剂。

　　今年，恰逢多年一遇的闰七月，

　　我们探访广州、北京、上海等都市的灵异传说，

　　以此折射着文化的绵延和社会的变迁。

　　记者 关军 炫风 杭晓琳 陈江 彭晓芸

　　实习生 俞慕佳 周长天 刘源

　　“编选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使大家受到启示，世界上虽然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

　　——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文

　　前言

　　结束了大陆的四年大学生活后，26岁的陈婉容回到故乡台北，她发现自己对台湾民众普遍存在的鬼神信仰竟略有不适了。因为“在大陆四年，很少有人谈论鬼魂”。

　　比起大陆，台湾的鬼文化依旧盛行，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数据是，台北大学生中信鬼者的比率高达87%。陈婉容回到台北时，恰逢“双鬼月”，原本夜生活丰富的城市里，人们变得谨慎起来，许多人下班后早早回家。

　　按中国习俗，农历七月称为鬼月，意思是此月鬼门关大门洞开，众鬼可以出游人间，月中的七月十五则称为“鬼节”。鬼获得自由的同时，人间就多有禁忌，于是信鬼的民众在鬼月小心翼翼，黄历上“诸事不宜”。今年是多年一遇的闰七月，于是就有了双鬼月、双鬼节。对于信者而言，“阴间”假日悠长，人间更多恐慌。

　　在《说文解字》中，“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贼害，从厶。”对鬼的“出处”有所解释。人生事，无非生与死，对于身后之事，按孔子的态度，死后知之“犹未晚也”，可惜多数人还是对此在生前就放心不下。鬼的信仰建立，本质上体现了人类对灵魂不死的臆测，甚或期许。而由唯物主义观之，鬼的迷信也代表了蒙昧中的人类对死亡、梦及其他神秘现象的主观解释。某些时候，鬼怪传说所传递的，则仅仅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莫名的恐慌与畏惧。

　　作家陈平原在《神神鬼鬼》一书的序言中就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就不能不了解其鬼神观念。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把鬼神信仰看做人类文化的源流之一，似乎并不为过。中国由于早期宗教文化匮乏，神鬼观念更多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搜神记》、《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神怪小说的盛行，也是鬼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显赫地位的一种体现。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形神关系的争论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孔子主张敬天法祖，敬鬼神而远之。无神论者范缜写出《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哲学思想。

　　1930年代中期，《论语》杂志出版了一期“鬼故事专号”，吸引了大批名家应征。但自此以后，鬼文化的搜集与研究盛景不再。

　　相较于神，鬼是更接近于人自身的一种形象，也被更多关注。宣扬唯物主义的领袖毛主席也会借神鬼说事，他在一次与王海容谈心的时候说：《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了，帮助人可主动了。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员林美容也提及，比起祀神，台湾人祭鬼的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1年，毛泽东亲自过问，选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也是借鬼喻人，鼓励他的人民不要惧怕国内外敌对势力。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倒是更容易造成一种人鬼混淆、人鬼倒置的幻觉。

　　鬼神问题在20世纪后50年更像一个政治命题，而非文化命题，它潜行于民心，却被所有主流声音讳言，即使学界亦是如此。据民俗学学者关溪莹介绍，中国民俗学界做鬼灵研究的很少，原因是“不好申请课题”。

　　正如周作人在其《鬼的生长》一文中所言：“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即使是当代中国，鬼文化依旧是各种社会现实和众生心态的显影剂。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神鬼问题在大陆确实不再是显性文化现象，但是在民间层面，它的生命力却依旧不容忽略和漠视。

　　1990年代，沈阳一家电台推出一档《张震讲故事》，讲的基本都是现代鬼故事。年轻人体验着类似观看《午夜凶铃》等恐怖片的惊悚，去厕所的路上都要“不断回头”，却依然迷恋上了张震的故事。直至后来，张震的现代鬼故事被制作成各种出版物，风靡全国。

　　与老一辈的鬼神观念有所不同，当代中国人看鬼片，听故事，更像是在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刺激，他们已经是鬼文化的消费者，只是偶尔会将信将疑。重庆市丰都县素有“鬼城”之称，背负千百年的“晦气”，如今，该县却斥资2.3亿元包装了旅游景点“鬼城”，也算是创造了“借鬼生财”的典型。

　　神鬼文化在不同时代呈现着体现着社会的变迁，体现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机制，如焦虑、如恐慌、又或者是人类的自卑或自大等。

　　神鬼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呈现也反映着相应的地域文化。在北京，灵异传说最离奇的所在无疑就是故宫，此外湖广会馆、礼王府等王公贵族生活过的地方也弥散着大量鬼故事，而且多与冤魂有关，体现了漫长中央集权统治在民众内心投下的阴影；在商业大都会的上海，鬼怪传说大多出现在殖民地遗迹或高档写字楼，表达着一些商业上的焦虑与不安；而由于地理上接近港澳，又相对顽强地保留了一些传统文化，广东人敬神祭鬼的习俗依旧普遍，他们所热衷的风水学中也多有消灾避鬼的成分。

　　如今，北京的一些著名的“鬼宅”已是命运各异——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已是高档婚纱影楼，礼王府成了国家机关，湖广会馆则是京剧名家演出的热闹场所，后海的胡同也难逃拆迁之痛。

　　承载鬼故事的老宅子在消亡，新的鬼怪传说又在现代化的写字楼里生成；老一辈人的狐仙故事难以找到听众了，新一代的孩子们却玩起了“请笔仙的”游戏；前人用虔诚之心敬仰的事物，现在却也成了年轻人用以玩笑的东西……社会在变，文化在变，心灵在变，鬼之有无以及迷信与否的命题，或者都可以抛在一边。但鬼文化，作为绵延几千年，形态不断流变的现象，其本身则需要我们的尊重和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