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从平山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60里外的苏家庄区水峪村小学任救。开学那天，父亲帮忙，把自纺自织的粗布被褥卷成长卷，然后折回，两头对齐，蜷成一个像骡马脖子里拉东西时用的“套茵”，用木棍穿在中间，前头绾着一个盛着16个馍馍、3升小米及零星用物，大约20斤的小布兜，行动时挑在肩头。当时我才17岁，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很不放心，硬要送我赴任。
  时值正月十七，年味儿尚浓，一路之上，我俩轮流挑“套”，见不到人，喝不上水，父亲老是嘱咐我：“别怕吃苦，不能顾家，好好教书……”时近中午，当走到苏家庄南面的一座高岭上时，父亲笑着说：“快到了，这里是黄瓜岭，要是真能吃根黄瓜就好了。”说着抬头看见西北方向的水峪村。
  稍事休息后，父亲才让我独自前行。走出好远，我再回头看时，父亲还站在高处望着我，我心里想：父亲即使一路不停，赶回家时天也黑透了。我心酸楚，慢慢移动着脚步……
  我赶到水峪村时，人们已吃过后晌饭，教育委员把我领进房东的两间泥墙、破小窗、冷冰冰、没桌椅的西屋里，放下行李。由于年假闲置，满屋脏乱，靠墙有座泥炉子，上放一口没刷的生铁小锅，地下有一把生铁壶和一个歪歪扭扭的木水桶，炕上铺着光席子。
  村里人得知我是“文化堡垒——平山师范三班的尖子生”后，期望很高，很快来了几位家长，七手八脚帮着生炉火。前任老师临走时弄了个“地尽场光”——没柴没煤没粮。房东可怜我，给了一些煤糕子，烟熏火燎，总算把火生着了。附近没井，大家又从石穴里为我接回一桶水。教育委员怕我胆小，找来一个大男生和我做伴。他抱着一张小被子和两张旧羊皮：一张当褥子，一张让我伸脚取暖。因炉火不旺，喝了点温水，“凑合”了一顿晚饭，就算安营扎寨了。
  水峪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山村：51户人家，108口人，没街没巷，山石砌路，破旧的土坯房，疏疏落落建在半山坡上。一条深沟把住户切隔成南北两岸，中间用山石砌起一堵5米多高的坝墙，拦出一潭清水，供浇菜和人畜饮用。村里大人小孩，“适者生存”，下沟上坡过坝，南来北往，坦然自若，如履平地。我第一次经过这“险山恶水”时，几乎惊出一身冷汗！
  第二天，准备上第一节课时，十几个村民站在教室前的阳光下，名为“取暖暖儿”，实际是旁听。当我走进教室后，首先看到的是能爬着写字的泥台子和能坐的大长横木。学生们忽闪着大眼睛打量着我。全校18个学生、四个年级，复式教学，9门课程。面对窗外的人影，我首先给一二三年级布置了堂上作业，然后给四年级讲课，内容是地理知识，狠不得把在师范3年学得的知识全部“灌”给学生，连讲带画，从帕米尔高原、昆仑山系一直讲到东海岸边，然后布置作业，做了总结，自觉时间不短了，才发号下课。当时没有钟表，“观日计时”，之后又上了三节课后，才放学吃午饭。
  晚上自习，学生自备照明之物，互相围着，又写又念，两堂下来，走高走低，各自摸黑回家。最后我封好教室炉火才回宿舍。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开门，一位两个学生的家长死拉硬拽，非要我到他家吃饭，盛情难却，只好“遵命”。到了晚上，几个家长找我拉家常，教我做饭，炒菜管火。他们把我“一个锅里做出三样饭：锅底烙焦，中层煮熟，上层蒸生”的笑话，传得满城风雨。一时因祸得福，几乎每天都吃“请饭”，还送菜送柴……他们憨厚淳朴的热情，感人至深，我决心为他们奉献力量……
  第五天上午，万没料到：教育委员给我一纸调令，调我到城关区全县第一大村义羊小学工作。我封闭消息，课堂上把没结束的课文上完，把当天的作业批改完，晚自习结束时我说：“以后不管谁来教你门，一定要听话，好好学习……”学生们不明内情，瞪大眼睛，互相对视。回宿舍后我又向教育委员做了工作交代。
  第二天我“凑合”过早饭后，刚挑起“套茵”要走，因晚上“走漏风声”，学生们围住我说：“老师，你是嫌俺们不好不教俺们了吧？你别走，我们以后好好听你的话还不行吗？你就别走了……”闻听此话，我只想掉眼泪，强忍心酸说：“以后我会再来看你们的，外边冷，都回教室里去吧！”和我做伴的那个学生，硬是受家长们“委派”，夺过“套茵”，送我回家……
  我回头看时，学生们还看着我……
  60多年过去了，但那一幕感人至深的情景，却一直印在我的心灵深处……
 石家庄市平山县大吾乡西荣村 阎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