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知名公益人邓飞的一条微博称，在湖南省桃江县崆峒村，过去8年间有5位老人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他们共同的特征在于：年龄在7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经济条件差；子女生活比较困难；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该微博发出几天时间，引发了一场巨大舆论效应。对此，湖南省桃江县政府也回应，报道中提及的5位自杀老人，仅有2位被确认为自杀。根据官方通报的事实，舆论的担忧略显过度。但对于被城市化、现代化所边缘化的农村老人，他们的精神状态的确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所谓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并不是一个伪问题。

作为一种极端的社会现象，自杀问题在中国所得到的重视并不算多。所以，在缺乏大规模统计和深入研究的前提下，我们并不能得出桃江县崆峒村的案例可以管窥中国乡村社会的老人自杀问题。但结合自杀研究的鼻祖法国人涂尔干的说法，自杀的根源来自于“社会失范”，即传统的社会秩序、价值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遭遇了崩塌、冲击，导致个体在进程中严重不适，我们依旧可以得出崆峒村老人自杀一案所反射出的一些普遍性启示。

涂尔干的说法不乏一定的解释力。当下中国，城市化迅猛前行，农村的秩序被逐渐打破。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留下的只是一些老人和孩子。这里导致的结果决非仅仅是市场因素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包括年轻劳动力外移带来的老人看护功能的缺失，以及乡村公共空间的萎缩。一言以蔽之，当村庄的主要劳动力服务于城市时，他们的老人便失去了依靠，村庄的空心化就变得不可避免。

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和子女是老人养老的依靠所在，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降临，靠家庭养老正在转向靠政府和市场养老。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常年居住在城市的子女不能为老人提供家庭养老服务，而政府养老和市场养老的方式又远未真正到来，这些已经自杀和试图自杀的老人，也就成了社会转型的牺牲品。转型时代，两种社会秩序包含着不同的养老规范，而两种社会秩序之间碰撞和冲突则为老人自杀提供了社会背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将涂尔干的“社会失范”改为“规范冲突”，似乎在解释中国的这起案例时，也不乏让人赞同之处。

不过，不管是“社会失范”还是“规范冲突”，这些学术话语都不能掩盖自杀事件震慑人心的悲剧性一面。但从上述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却可能发现避免悲剧再起的办法。所谓转型社会，边缘弱者被牺牲似乎已成定律，但确保其最基本的生存权也难言过分。对于这些在空心化的农村中遭遇病痛而无法得到有效医治的老人，对于这些儿女在外却已经不能生活自理的老人，对于这些缺乏嘘寒问暖、精神关爱的孤寡老人，从家庭到政府再到社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照顾责任。

当然，宏观层面的责任分摊应有区别。例如，政府主要责任在于解决医保不足的问题，让病重的老人享受更优质和廉价的医疗服务。而在解决老人的生活看护方面，无论是政府本身，还是外在的社会力量或者内部的村民，都应尽快建设一个类似于看护中心的地方，以便在照料老人日常饮食起居的同时，为老人们提供公共活动的空间，以缓解他们的精神焦虑。

中国社会的发展依旧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在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类似于边缘性老人的看护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边缘性的老人自杀问题，固然有其种种具体的原因，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都有义务去回应并最终阻止类似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