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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纵老战士黄梅回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秘密电台——小楼里的电波“暗战”
“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重庆谈判“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的抗日武装力量东江纵队奉命北撤山东解放区,留在广东的成员继续坚持斗争,广东区党委原东纵的机要电台转移到了香港。电台负责中共中央和华南分局之间的电报往来,将中央的指示传达到闽粤赣湘边等根据地。
时任中共华南分局机要科长的杜襟南,负责机要电台,在香港工作3年,为中央与华南分局的互相沟通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为广东的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于2012年6月在广州逝世,记者采访了他的夫人、东纵老战士黄梅同志。
避搜查:空心桌腿藏密码本
为什么抗战胜利后机要电台要转移到香港呢?黄梅说:“北撤后留下的人员需要转入地下工作,其他地方不能去,只能撤往香港,以此地为掩护,进行秘密工作。”
当时香港的形势是复杂而严峻的。黄梅回忆,日军投降不久,组织就派她和一个机要员去香港。她由交通员带领,找到在《华商报》工作的饶彰风,先在那里落脚。接着,东纵的其他机要电台人员陆续撤退到了香港,大家合在一起,以“华南通讯社”的名义工作。不久,新华社建立,“华南通讯社”完成其历史任务,黄梅就转至秘密电台工作,当时的身份是机要员。
秘密电台的“外形”是一户家庭,大家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夫妇、表姐、兄弟姐妹等,为了增强可信度,这个“家庭”中还有小孩。黄梅说,工作是很隐秘的,如大厅中央有一张蘑菇形的圆桌子,桌子中间有一根支柱,空心的,密码本就藏在里面。至于电台的发报机,也要伪装隐藏起来,收报机则用一部收音机进行改装,外表像收音机。他们每天夜晚按照规定时间,取出机器进行工作。电台很小,黄梅在茶几上比划着说:“就半张茶几这么大,平时都隐蔽得很好。”收发报时,机务员将窗帘拉上,架一根天线,就开始工作。港英方面不断有巡逻,他们要随时提高警惕,以应付万一。
当然,港英当局方面也不是不会搜查,尤其是每个月的例行卫生检查,警察会挨家挨户仔细地检查,机要电台的同志们会搞好卫生,隐蔽好文件,不给警察留借口。
建电台:红色电波直通延安
对于建立电台的缘由,黄梅同志表示,是基于血的教训。
1940年,东纵的前身——由曾生、王作尧带领的两支抗日部队受到国民党重兵的疯狂围攻,部队从东(莞)、宝(安)、惠(阳)地区向海陆丰一带转移,几遭挫折,从约八百人减至一百多人,处境很困难。在这严重关头,同年6月初,由廖承志同志从香港转来党中央书记处5月8日的电报,指示部队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同时不怕发生摩擦,才能求得生存发展,曾、王两部应回到东、宝、惠地区。电报还具体指示如何做好返回前的准备工作。
血的教训证明:必须建立与中央联络的有效渠道,而这个渠道就是机要电台。东纵的领导人曾生说:有了电台,才能接收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如果没有电台和机要工作,就像聋子瞎子,就容易犯错误,遭受挫折和失败。
其实早在1938年的时候,东纵就计划建立电台。然而,既没有技术指导,也没有器材,直到1942年1月,电台才终于建立起来了。为帮助东纵建设电台,延安派来了刘澄清同志,组织留他在东江纵队一段时间,指导机要人员认识和运用密码。刘澄清原来在廖办电台工作,熟悉当时延安的电台波长,因此就使用廖办电台的频率和呼号。东纵机要电台的人员迅速掌握了收发报技术,建立了与延安的联系。刘澄清为东纵电台机要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了机要电台,东纵与中央的联络畅通了,行动方向也明确多了,避免了惨痛的牺牲和损失。
反敌特:邻居一猜疑 电台就转移
除了港英当局的巡查,秘密电台还面临国民党驻香港机构的威胁。为了安全,机要电台从保密的角度设置了组织架构。例如,将电台和机要组分开,单线联系,避免万一出事,所有人员和资源被敌人一网打尽。黄梅向记者介绍了秘密电台的工作路径:首先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那里拿到中央的指示,送至机要处对密码进行翻译,再送至电台转为电报;接下来是电报的传递,首先通知对方在哪里接电报,例如送电报的人在某处电车站,手里拿一张报纸做标志,等待对方同志来取电报,暗号对了就进行交换,这一切都是单线进行的。
黄梅说:“在当时,哪怕引起周围居民一点点的猜疑,秘密电台就会立即转移。当初刚到香港,电台人员都集中在坚道93号,不久,周围居民就开始对这里指指点点,同志们意识到这个情况,立即进行了转移。”黄梅还提到,在另一处工作地点,由于经常晚间发报,不可能没有丝毫动静,过了几天,楼下的邻居就好奇地问:“你们晚上怎么经常有移动桌椅的响声?”电台立即又进行转移。反正一有风声,就会更换工作地点,防患于未然。
除了收报发报,秘密电台还帮助海南重建电台。当时,海南的琼崖纵队丧失电台十余年,杜襟南领导的机要科承担起恢复海南与延安的联络这个重任。他们派出五六个电台机要干部前去海南重建电台,1946年1月22日将派出人员集中起来谈话,交代任务,然后从香港出发,途经澳门,前往海南。一直到当年的9月29日,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尤其难得的是,在向海南派送工作人员的过程中,无一人被捕和牺牲。
趣闻:西式生活彰显血肉丰满共产党人风采
黄梅说,为了掩护秘密电台,同志们都被要求衣着打扮、生活习惯尽量本土化,而香港当时被英国占领,比较西化,生活方式、衣着打扮和东纵同志们的生活情调不免有不协调之处,这些因素也在他们心中引起一些波澜。
杜襟南在日记里就提到这一点,我们且看一例:“1946年1月19日,到港以来,算是走了不少地方了。都市真是‘危险物’。那些女人,穿着旗袍,花枝招展,抹粉涂脂,实在不仅是看不惯,简直是觉得妖娆古怪,十分肉麻,与我们生活的女同志一比,真是难以形容的恶心。也看到一些出来的女同志,打扮起来,也觉得前后两人,有其喜恶不同了。可是久而久之,过了几天,这心理也就淡了。似乎看得多了,不由得你不觉得平凡,由平凡而减除憎恶,渐渐变成鉴赏,于是变成爱好,觉得非如此不漂亮了!岂不糟糕哉!准此,则城市之改变人观点,影响人意识,其作用大乎哉!不可不慎,不可久留!”
从这则日记可看出,当时秘密电台的女同志为了避免在香港显得太突兀,也尝试着在衣着打扮上和当地居民融为一体,而在这当中,难免引起心理上的冲击。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秘密电台的人一方面既坚持革命本色,另一方面也没有矫揉造作,掩饰自己的困惑。
关于香港秘密电台的历史,我们不只是看到共产党人为革命机智勇敢的一面,也应该看到他们风雅有趣的一面。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从事革命工作,毫不掩饰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惑,又保持革命本色,这,就是血肉丰满的共产党人!
据《广州日报》
(作者:佚名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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