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的农民互联网

　　千龙网记者阿良发表针对一家私营企业的批评报道，遭山东莱阳警方追踪调查。如此动用司法力量干预舆论监督，这已经不是第一回。此前辽宁西丰警方赴京抓记者引发社会哗然，前不久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浙江遂昌警方网上通缉，事件至今余音未了。虽然这类违背司法程序的行为最终在各界的抨击之下得以撤销，但一些地方动用司法力量干预新闻报道、压制舆论监督的冲动，却难以遏止。  媒体报道如果有误，黑字白纸摆在那里，相关个人或企业只要拿出足够的证据，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更正和赔偿因错误报道导致的损失。但这一正常合法的维权途径为何少人问津？而被批评企业所在地警方为何总是“冲锋在前”呢？

　　按理，在媒体和企业之间的是非没有一个清晰的裁决之前，双方其实是典型的民事纠纷，警方是不宜通过“刑侦”方式直接参与的。但由于某些明星企业同地方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甚至形成权力和资本的联盟，以致企业一有“难”权力就支援，程序正义屡屡被轻易抛弃。

　　权力和资本结盟，在一些地方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司法力量甚至也可以被资本随时调用。但是，这种结盟终究“只手”难以完全“遮天”。警方一旦跨省跨地区追查，事情很快就会成为公共事件，必然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在开放的社会舆论面前，资本的强悍和权力的恣睢现出了原形，滥用权力干预舆论监督的行为实际上就显得“自不量力”了。但这类自不量力的行为一再发生，说明有支撑其行为的内在逻辑。

　　面对舆论监督，一些地方挥动权力大棒加以打压，在当地自然立竿见影，屡试不爽，久而久之就成为习惯，以为这一套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能够看到的权力干预新闻报道的事件，都发生在地方权力和中央媒体或者外地媒体之间。可叹的是，也只有在这种情境之下，对权力的舆论监督才有可能。

　　一些地方把在当地对待媒体的“经验”运用在其权力“辖区”之外，自然是要碰壁的。从这种一再发生的事件中，最应该反思的是，地方政府如何学会用正确的媒体观念，一视同仁地对待媒体的舆论监督。这实际上关系到舆论监督权如何有效落实的大问题。晶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