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温家宝总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农民”奖章，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正是缘于总理的获奖，这次国庆期间回老家休假，笔者对农村的经济发展格外留心。

　　笔者老家坐落在赣南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和兄弟还在家务农。村里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块：种地收入和打工收入(出外打工或农闲时在附近打零工)。在家闲来无事，就到父母和兄弟的地里转了转，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水田里渐黄的稻穗在风中摇曳，很有一番江南水乡的味道。可旱地里却是迥然不同的景象，我父母的地里种了豆子和各色蔬菜，长势喜人。而我兄弟的地里却是一片荒芜，齐人高的杂草中偶尔点缀的几棵蔬菜总给人一种秋风萧瑟、万物凋零的感觉。看了看其他人家的旱地也大多如此，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老年人家的菜地都还不错，而年轻人家的旱地基本都撂荒。想起小时候这些旱地里这个时节应该是种满了花生、大豆或者蔬菜，种的菜自家吃不完，还经常挑到镇上的小街上去卖。上次春节回家时，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记忆中的春节本该是漫山遍野油菜花开的时节，可看到的地里却空空如也，在北京精心准备的大炮筒相机也没了用武之地。还听说，像婺源等旅游景区的油菜花都是政府给了农民高额补贴，再加上行政命令，农民才勉强种下的。

　　我兄弟在村里还算勤快人，可为什么把好好的旱地就这么撂荒了呢？回家问了问，我兄弟告诉我的答案却是出奇的简单：不划算。细说起来，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水稻种起来比较简单，犁地和收割都用机器，不太费人工，稻子这些年价格也不错，加上政府的补贴，一亩地一年种两季水稻能有1000元左右不错的纯利，水田自然也就没有抛荒的现象；第二，种旱地要经常除草、浇水，加上最后的采摘，费工费时，而且黄豆、花生等农作物产量低，售价也不高，一块地的纯收益没几个钱；第三，近些年我们村子附近的镇上和县里开了很多小工厂，农民农闲时可以到这些厂里打零工，管吃管住，一天能挣50-60元。另外，现在到处搞新农村建设，帮人盖房子做小工一天也能挣70-80元，我兄弟是泥瓦匠，属于技术工，每天除了100多元的工钱外还管吃，外加一包香烟。相比之下，打理费时费工的旱地确实不划算；第四，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了，留守的少部分青年人(包括妇女)农闲时也更愿意打零工，只有老年人没机会打零工才有时间去认真地收拾自己的旱地。“自己种菜还不如买菜吃，又划算还可以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兄弟的这句话算是总结。

　　细想想，我国的农产品已经供大于求了吗？应该不是。据农业部数据，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国粮食进口一直在快速增加，出口在日益减少，粮食产需缺口有快速扩大趋势。虽然我国粮食已连续九年丰收，但像2011年这样的农业丰收好年景，我国农产品还是供不应求，粮棉油糖肉都要从国际市场进口。2011年进口粮食(80%左右为大豆)5800多万吨，即1160多亿斤，去年国内粮食总产11424亿斤，进口粮食超过国内产粮的十分之一，2012年预计还会略有增加。

　　显然，农村土地撂荒，并不是我国粮食过剩，而是农民没有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这就使我不禁想起了两个问题：一是我国的农业产出空间到底还有多大？二是如何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没有查到相关的数据，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得到一些启发：第一，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7亿吨，产量比9年前提高约1.5亿吨，总产量提高了约35%，这还是在农业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第二，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主要还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和粗放农耕经济时代，农业的资本化、规模化、科技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由于农业的低产出和低收益，以及城市工业化的推进，大量的青壮年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村土地的抛荒现象比较普遍。

　　试想一下，如果能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或加大农产品的补贴，我国农业产出的提升空间还有多大呢？我们的粮食安全确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吗？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死保18亿亩的耕地红线呢？17亿亩、16亿亩，抑或15亿亩行不行呢？充分挖掘农村土地(特别是农村非农用地)的潜力，打破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土地制度，推进农村和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一体化建设，能不能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又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呢？

　　对于第二个问题，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粮食安全论。主张国家限制粮食进口，以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因为随着粮食进口的加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势必受到影响，粮食种植面积有可能下降，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大进口，最后可能导致类似大豆及其产业链被控制的不利局面，威胁到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另一种是粮食市场全球化论。主张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农业资源、两个市场来确保国内的粮食安全，不能仅着眼于帮助农民种地而是要帮助农民进城，同时拿出更多的土地来满足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需求。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道理，但也各有偏颇。前者无视经济的全球化，也没有看到中国农业的发展潜力；而后者只顾眼前，却没有着眼于未来。

　　要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无外乎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农产品价格，二是提高单个农民的农业产出。要提高单个农民的农业产出就需要推进农业规模化和农业资本化，前提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民进城，促进农民“市民化”。要明确的是，当前三农中的农业问题早已不是产业扩张阶段要求的增产和增收的数量目标，还应包括农业生态安全问题。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能仅盯着政府补贴，或者限制进口，可行的办法是发展生态农业，生产绿色、安全、高质的农产品，城市里这块的市场需求很大，关键是在农户和城市居民之间要建立互信体制，这正是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也许，正如温总理所说“不懂得农民就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撂荒地需要我们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