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安徽巡视，不幸被捕，羁押于安庆饮马塘监狱达半年。面对敌人，任弼时英勇无畏、坚贞不屈，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气节。同时，他又有理有节、斗智斗勇，同敌人进行巧妙的斗争，配合党对他的营救，终于在次年3月获释脱险。
巡视安徽 嫌疑被捕
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尹宽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以临委名义指示各地，组织盲目的武装暴动。芜湖万春圩暴动失败后，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接着，他又指示六安、阜阳暴动。暴动失败后，皖北各县党组织都程度不同地遭到败坏，大批党的优秀干部被捕和牺牲。
中共安徽省临委组织、宣传委员、中央巡视员王步文，向中央报告了安徽的情况。尹宽对此极为不满，遂以临委的名义，停止王步文的巡视员工作，并要求中央撤消王步文的所有职务。省临委开始出现宗派主义的倾向。9月，中央委派任弼时以特派员的身份，巡视安徽，解决省临委的问题。
任弼时首先到达芜湖，在省临委机关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汇报，妥善处理省临委内部纠纷。
10月13日，任弼时在团特委书记徐厚昌(原名林植夫)的陪同下，化装成商人，由位于芜湖、繁昌、南陵三县交界的漳河石枙镇码头上船，前往南陵县城。次日晨，到达南陵县城，住在南美旅馆，迅速地同共青团南陵县委书记汪正芳接上关系。15日上午，他和徐厚昌在汪正芳的陪同下，往城西北的香油寺参加当地团的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发，国民党南陵县党部即派出武装士兵，赶赴香油寺搜捕。会议被冲散，任弼时和徐厚昌同在小乔墓旁遭敌人拘捕。
递解安庆 智传音信
任弼时被捕后，即被押到国民党南陵县党部，敌人对他和徐厚昌进行搜身、审讯，除了在他身上搜出零星钞票外，别无所得，遂将他们羁押。10月16日，敌人又提审任弼时等。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始终坚持说：“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到南陵是做生意的。少小就爱看《三国演义》，听说南陵有座小乔墓，不管真假，便由人指点来香油寺游玩，也不知犯了什么法，把我抓来，真是莫名其妙。这样叫我以后怎么向老板交代？”
敌人又令法警拿来踩杠，欲施酷刑。他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尽管敌人施以酷刑，但仍未从他口中得到任何口供。同时，敌人在审讯徐厚昌时，徐也一口咬定不认识任弼时，他俩在小乔墓旁是偶然相遇。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将任弼时作为嫌疑犯递解到省城安庆关押。
不日，敌人把任弼时等绑在一起，送上轮船，派兵押往安庆。在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同乡小商贩彭佑亭，常在江浙皖一带贩运丝绸。彭佑亭正欲张口招呼时，任弼时机警地向他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作声。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押送的士兵连声吆喝：“走开走开，赤脑壳，有啥子好看！”任弼时见机立即挣扎着站起来，大声说：“老总，莫乱讲，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他还巧妙地说出自己妻子陈琮英在上海的地址，暗示挤在前面的彭佑亭，将这些情况设法转告陈琮英。
彭佑亭心领神会，便中途下船，转乘火车，赶赴上海，面告陈琮英。陈琮英火速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并根据党的指示，带着小女儿任苏明急忙赶赴长沙。
大智大勇 获释脱险
任弼时押到安庆后，被关押在饮马塘监狱。7天后，敌人连番审问。警官用吊打、跪铁链子、压杆子、顶砖头等种种酷刑折磨，他都一口咬定原来的供词，说自己是商人，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在香油寺是游览小乔墓的。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只好将他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知”字号牢房。
他被关进“知”字号牢房时，饮马塘监狱已关押了50名政治犯。他已被酷刑折磨得疲惫瘦弱。但是，当他身着蓝布长衫，脚蹬薄底皮鞋时，外观就象一个小商人，狱中除了徐厚昌外，其他人怎么也不知道，这个胡少甫就是大名鼎鼎的任弼时。
他根据党的指示，注意隐蔽自已的身份，公开接近的主要是普通难友，帮助他们研究案情，代写诉状，争取尽快出狱。但是，他并没放弃指导狱中党的斗争，暗中通过徐厚昌等少数党的骨干分子，成立党在狱中的秘密组织——生活委员会，以改善狱中待遇的名义，组织难友开展“反虐待”“改善狱中生活”的合法斗争，教育党员坚持革命气节和学会对敌斗争艺术。
他在狱中的情况，由安徽的党组织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营救。党在长沙请了进步律师来到安庆，设法将任弼时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安徽省高等法院于1929年2月派人到长沙，会同长沙公署核对口供，陈琼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身份(该店为陈的堂兄所开办)，对口供一一作了对质。敌人挑不出丝毫毛病，只得以证据不足将任弼时释放。
同年3月，陈琼英从长沙来安庆，把任弼时接出狱，并由安庆地下党组织安排，住在江边的一处小楼上。不久，任弼时接中央指示，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他又马不停蹄，踏上新的征程。
据《党史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