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我从抗美援朝前线调到海军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我的职务有所变动,唯独军事外交工作始终是我工作的重点之一。我在近30年中,接待了世界五大洲的访华代表团和海军访华舰队和军舰,包括国家元首、军政首脑、不同层次的政府、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和民间代表团及个人,交往的人数达数千人之多。
　　1956年,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切库洛夫海军中将率领苏联访华舰队,1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共2000多名官兵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外国军舰首次来华访问,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要求高规格、热情、友好地完成接待任务。上海市随即成立了“苏联访华舰队接待办公室”,我是海军惟一的代表。当时我作为分管外事的东海舰队办公室主任,接待工作自然就落在我肩上。我提出要通过我国的高规格、热情友好的接待,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为此要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这一建议得到接待办公室主任许建国副市长的赞成。当时各大媒体都全方位地报道了此事,整个上海市都处在极为热烈、友好的气氛中。
　　当时,接待外舰的一套国际惯例在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现成材料。接待外国军舰访问,国内也无先例。所以当我接下这个任务时,实际上一点没把握,但工作还是要继续。首先,向当时苏联专家请教接待外舰方面的礼仪,但他们也不了解这种相当专业的情况。于是,我又专程前往外交部,希望得到相关知识,但所获不多。我又咨询了原海军人员,他们都说对外舰访问接待环节不太清楚,只有一位在英国学习过的原海军人员谈了一点细节,但申明“不一定准确”。于是我决定根据所了解到的点滴的信息和经验,就如拼图一般,结合当时我国海军的一些条令条例,经反复研究,终于制定出了新中国海军首次接待外国访华舰队海上和码头的迎接礼节方案。报上级批准后实施,从结果来看,还是相当成功的。
　　当要具体实施对苏舰的接待方案时,还是碰到了不少难题。其中三项让我费了不少脑筋。一是礼炮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于是我赶到了北京国家礼炮队取经。我了解到,礼炮是用特制的45毫米内膛炮发射的,没有现成的产品,需要根据使用的礼炮的口径特制。于是我就从国家礼炮队借了样品,交给海军军工厂研制,并经过多次实弹试放,最后获得成功。中国海军的礼炮从此确定下来。
　　二是仪仗队问题。岸上迎接的重头戏,是双方舰队司令在码头检阅海军仪仗队。但当时海军没有仪仗队。于是我请了北京接待国宾的仪仗队队长,帮助训练海军仪仗队。我当时让他一共训练了3名仪仗队队长,以防万一。第一次迎接苏联访华舰队司令时,就由他穿上海军军服担任队长。那天的码头欢迎仪式非常成功,最精彩的就是检阅海军仪仗队。
　　三是接待人数问题。要接待好这样一个2000多人的庞大的访华舰队,对我们海军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要好好动脑想办法才能完成。苏联访华舰队在沪访问了7天,我们海军要派出大量的舰艇进行上下舰和上下岸的接送,平均每天我舰艇接送达上万人次,基本上没有出现差错。
　　而接待工作中让人最感到复杂的,是组织这支访华舰队官兵到海军吴淞军港参观我海军部队后进行联欢和宴请。这么多人吃饭要摆100多桌,但吴淞军营里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场所。但是我认为,这样一场隆重的宴会,必须集中在一起,才能显示出热烈友好的气氛。经过努力寻找比较,终于在码头附近看中了一座平房大仓库,当即决定腾出这个仓库,将窗口改大,粉刷一新,增加照明,改为宴会厅。当苏联访华舰队官兵走进我们放了110桌的“宴会大厅”时,全被惊呆了,都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许多苏联海军官兵激动得流下热泪。访华舰队司令切库洛夫海军中将十分感动,他说,“非常感谢中国海军同行提供这样热情友好的款待。”苏联海军官兵说:像这样盛大的宴席,我们只有到了中国才见到,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摘自《人民政协报》　作者:苏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