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凤
一
老家的宅子靠近河岸。长方形的宅基地一分为二,南面靠近河流的地方是一片自生自长的枣树、槐树、椿树等各种杂树的空园,北面的一半用土墙围起,便是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的小院。三间草房明显是分两次盖成的,因为泥墙与房脊不能成为一体。
当时,一位邻居在靠近河边的地方挖了一个上百平方米的池塘,把从集上捡来的莲藕节扔到塘里,不久,水面就浮出了许多圆圆的墨绿色的叶子。每天吃过三顿饭后,我都会跑到河边去看池塘里的莲藕,希望有顶着圆圆水珠的荷剑冒出来。那时我给自己预测,如果能看到第一个出水的含苞待放的花剑,我苦难的少年生活将出现曙光,母亲的哮喘病会不治而愈,大哥回家将不会再殴打我,骨瘦如柴的弟弟会在一夜之间胖起来,远方的姨母会在某一天不期而至,给我和弟弟带来结实耐用的书包,并给我和弟弟每人买一双塑料凉鞋,使我们上学时不再赤脚。然而,直到开学了,一池的莲藕也没有开花,只有阔大的荷叶涨满了池塘,像我少年一腔满满的心事与希望。那天晚上,我向母亲提出了一个让她伤心到死的问题:
“娘,如果一个母亲不能保证让她的儿女幸福一生,却让他活在世上这么为难,那么,你生他干什么呀!”
二
刚下了一场透地雨,午后的庄稼在夏日阳光的抚摸下,让人能听到滋滋的拔节声。正在地里干活的大哥突然从田野上奔跑而来,他腾飞的身躯一下子越过一道爬满了牵牛花与山药秧的篱笆墙,一双叉开的手掌像老鹰的铁爪,准确地掐住了小弟的脖子。初中生那因为营养不良而根根凸露的肋骨被大哥成年的双膝顶压得咯吧作响。邻居们拉起了大哥,东院的二叔说:“你当哥的,你们的爹又死了,怎么能这样打你的亲兄弟!”大哥还是不依不饶,从门后拿起镢头,喊叫着向三弟砸去。结果,二叔及时地拦下了大哥手里的镢头,呼啸的镢头砸在空地上,便有了碗大的一个坑。黄昏时,母亲把躺在街道墙角的小弟领回家去,哭泣着说:“我总是认为,你还小,需要你大哥帮你成家立业,他打你,就让他打几下吧。今天看看,你不要指望他了,你自己走自己的路吧!”我哭跪在母亲的脚下,发誓一定要发奋努力,让母亲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那时,大哥殴打我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他在另一个城市上班,是当年“援越”的老兵,只要一回家,就向嫂子询问我的情况,如给他家往责任田里运粪了没有、浇地时是不是先给他家浇了,等等。有一次,大哥回家收玉米,他提前告诉我:包皮发绿的玉米没有熟透,暂时不要掰,先留着,等过几天熟透了再掰。我照着他说的做了,结果当天晚上嫂子就到我家。大哥当场向母亲告状:“娘,你看看,让三毛帮我掰玉米,不到一亩地,他就给我拉下这么多!”我只好沉默无语。在嫂子的辱骂声里,大哥猛踢着我,嫂子给大哥加油说:“狠揍!照脸揍!”这一次母亲恼了,用拐杖抽打了一下大哥的后背,骂道:“你还得寸进尺了!你跟我说说,为么一个劲地打你兄弟?”其实,大哥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话说一不二。对大哥打我,母亲一直认为“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是大哥对我的管教,曾多次安排我,不要记恨大哥。这一次,可能是母亲看到大哥打我不是出于管教了。
可是,大哥还是找茬打我,有几次,尽管我怀里抱着他的儿子,正在教他的儿子识字,他也没有手下留情,照样手里拿着棍子,把我追出很远。但我从来没有还过手,因为他是我的大哥,他“援越”的历史曾是我的骄傲,并且他曾经把正穿着的一件褂子当场脱了给我穿上,给我交过学费、买过本子。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小就没有了父亲的孩子,母亲老迈,我要感恩所有给过我哪怕一滴水照顾的人。若干年后,母亲在弥留之际,看到身边只有我自己,终于向我说明了真相:大哥当年打我,一半是嫂子的唆使,一半是出于个人的私心,因为大哥一直住在靠近河岸上的那所老旧的草房子里,我住的宅子是大哥以他的名义向村上申请的,他希望住到这个宅子里来,并且这个房子一半也是他出钱盖的,但又不好明说,所以便用殴打我的方式发泄。大哥曾经给母亲说过:“三毛娶什么媳妇、成什么家啊,我们兄弟这么多,总得有一个不成家的,好给其他几家子种地干活。”
从此,我失去了对大哥的期待,转而把自己成家立业的希望寄托在二哥身上。
为了能感动二哥,对土地我不敢有半点的怠慢与偷懒,每天露水满地就去劳作,黄昏了也不肯回家。太阳晒脱了我脊背上的皮,它们像木匠的刨花一样在我背上炸开,白白的一片,脱去一层又一层,汗水一泡,蜇蜇辣辣,疼到骨头里。一面躬耕劳作,一面看着奔腾东流的河水,我在心里默默祈祷:上帝啊,对你虔诚的儿子开开恩吧,请不要嫌弃我的无能,让我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千万不要让我像一个癞皮狗一样苟延残喘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像个人一样地活着。河水一浪一浪地赶着前行,一会急促,一会缓慢,哗啦一声,冲翻了一块挡路的石头,又哗啦一声,是脚步匆匆的一朵浪花打在了坚硬的河提上。
三
也许得了河流的滋润,我们村上能人辈出,二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仅无师自通地会修理收音机、手电筒、配钥匙,还能接电线,安装维修电风扇、电动机。那时,村上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实行责任制,二哥就被村上安排做了电工。被村民看成“高级社员”。因为仅仅是晚上在大队部睡个觉,每天就有相当于一个整劳力的工分。母亲也把照顾我与弟弟的希望寄托在了二哥身上,每回做了好菜,都先尽着二哥吃。那时二哥饭量很大,常常把一盘菜吃得一干二净,然后把筷子一扔,便去了大队部。
二哥想盖一座可以在我们村数一数二的砖墙平顶的楼房。那时,我们村发明了一种土法烧砖盖房的办法,先在地上用湿土围一个圆状的窑基,然后在上面摆上一层事先打好的泥坯,泥坯上铺一层原煤与煤泥混合的燃料。如此一层层叠加上去,一直到六七十层,外面用稀泥抹了,就成了一个中间点火的土窑。一般半个多月,窑里的煤炭燃尽,窑体的温度完全降下来,砖便烧制成功了。用这种办法烧制的砖虽然寒碜,可硬度高。二哥也想用这种办法烧一窑砖。可一直买不到泥坯。我便对母亲说,我可以给二哥做泥坯。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个夏天,故乡的父老兄弟经常在家乡的河滩上看到一位十七八岁的刚刚高中毕业的稚嫩青葱的青年挥汗如雨地面对一堆小山般的泥巴,高举着双手向泥巴挖去,然后把挖下的泥巴捶进一个木头模板里,双手端起,走到一片平坦的地方,把模板里的泥巴磕出来,同时他也双膝跪地,像是对一个希冀的叩拜。
夏季炙热的阳光与坚硬的顺河风很快吹黑了他黄嫩的皮肤,泥巴里的沙子与瓦砾划破了他的手掌,脸颊变得粗糙而干瘦。当足够盖三间楼房的砖坯做成时,已经夏去秋来,每天早晚河滩上都能见到一地白霜了。夕阳晚照下,望着高高叠起的土窑,看着土窑上袅袅升起的白烟,他有了一种成就感,依稀看到二哥那座在满村低矮的草房、瓦房中独一无二、鹤立鸡群的楼房。他自豪地想:自己终于能为家里做点什么了,总算不再白吃饭了。他想起读高中时,因为眼睛近视,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大风天,二哥用自行车带着他顶风冒雪去滕县人民医院配眼镜的事,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时,一阵冰冷的河风吹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突然后背一下子像扎进去万千根钢钉,疼得他禁不住大叫了一声。他用手摸了一下后背,发觉整个棉袄都让汗水浸透了。从此,背痛像膏药粘上了这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青年。
二哥的房子与青砖砌垒的院墙,构成了颇有几分暴发户气质的小院。不久,随着村上用电权的承包,二哥便也很快成了我们村数得上的几个富裕户。我想,二哥在分家之前会给我也盖三间像他的房子一样的楼房,最起码会把我与母亲、弟弟住的土墙房子用砖包起来,不会像现在这样让我与母亲住的房子墙裂漏风、院墙东倒西歪。可是,很多天过去了,不见二哥行动,他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分家的事。一天吃过早饭,二哥又向我提出分家。我哭着哀求他:“二哥,咱暂时不要分家行吗?等我成了家、生活能自立了再分行吗?”不料,一向对我还是比较温情的二哥大喊了一声:“我怎么能光为了照顾你!我要为了我的家!我的老婆孩子!”
二哥与我分家的那天晚上,天上突降大雨,在一阵恶风中,房前一棵杨树的分杈被大风刮断,碗口粗的树枝一下子穿透了房顶,瞬间就把屋子灌成了水塘。我把母亲安置到墙角干燥的地方,冒着倾盆大雨和电闪雷鸣,爬上了房顶,趴卧在上面,拿出全部的力气,一点一点从房顶上拔出了那根树枝。也就是这几天之后,媒人走进我家,退掉了跟我已经定下婚约的女方。
四
母亲已过六旬,年老体弱,常年患病,眼睛患了白内障,她已把抚养我与弟弟的希望寄托给了我的大哥、二哥,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一天晚饭后,母亲让我坐到她的身边,非常认真地说了下面的话:“老天饿不死瞎鹰,小猪生下来头上还顶着三升糠来。你怕什么!龙生九子,各自不一。作为父母:宁拉巴贼儿让人家怕,不拉巴奴才让人家嫌!可咱不能做贼啊。你不要烦你大哥、二哥,兄弟之间自古是:南山顶上有窝鸡,个人打食个人吃。脚底下的泡是自己磨出来的,只有靠自己的耙才能搂上柴禾。你爹死了,我一个癞老娘们都不怕,把你们一个一个拉扯成人,何况你一个念过书的高中生!从今天起,我也不再指望这个、指望那个,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家子,各支锅、另吃饭,谁也不会丢下他们的老婆孩子来顾你。记住:将来你一定比他们过得强。因为你实、你憨!憨人有憨福,庙上的泥胎住瓦屋。从明天起,我交给你怎样过日子。”我想,其实母亲一直是清楚的,她在一旁一直看着我,分析着我,计划着在关键的时候出场。
第二天,母亲早早地做好饭,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饭后她把一个纸包交给我,安排道:“这是三两黄烟的种子,把它育到菜地里。咱今年把家东的六分地全部栽上黄烟。”当我育好烟苗走到村东时,看见母亲已经用铁耙整完了那块土地。土地坦荡如砺,在初升的太阳下蛰气升腾。我与母亲坐在地头上,看着和煦春天中的田野,几乎家家责任田里都有忙碌的身影,有好几户人家分别请了十几个工匠,夯土筑墙,正在做蔬菜大棚。一个大棚年赚上万块钱,三四年下来就能又盖房子又买农用三轮车了。看着河岸上不知谁家那花儿开得正一团锦簇的桃园,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币,交给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你去东庄集上买两头猪仔,再买三十棵杨树苗。到八月十五,猪就能卖了,给你小弟一头,你一头。杨树长得快,五六年就成材了,到时给你翻盖屋,给你小弟盖房子,就不用犯愁了。”我攥着母亲给我的由一块、两块攒成的一大卷纸币,借了一辆小推车,一路跑得飞快,在集上买了两头猪仔和一大捆树苗。当我在村南、村北三块责任田的地头上栽完三十棵杨树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用一大锅地瓜汤把两头猪仔喂得肚腹溜圆,它们正在圈里你追我赶撒欢呢。母亲坐在门槛上,一边捶着已经明显佝偻的腰,一边对我说:“其实,过日子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怕。你只要把这些都伺候好了,还怕发不了财?”
这年夏秋两季,我一有空就往家东那六分黄烟地里跑,捉虫、打叉,用吃饭的勺子小心翼翼地给每一棵黄烟施肥,用和面的盆子从河里端来水,一棵一棵地给黄烟浇灌,把一地的黄烟伺候得秆壮叶大,每一次收获烟叶都比邻居的多一大车子,多卖好几块钱。母亲取笑我说:“看看,知道自己会过日子了吧?”
那时,我对文学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订了一份《文学报》和一份文学杂志。投递员为了省事,有时候就把报刊与村里的报纸一起送到村书记家里,结果好几次弄丢了我的报纸。为此,母亲便每天拄着拐杖走到公路旁的桥头上,等待投递员路过,寻要我的报刊。一次,母亲接了报纸后往家走,有位邻居非要拉她到家里坐坐不可,母亲便把报纸交给我二哥的孩子,让他送给我,结果二哥的孩子却拿到了自己家里。二哥看完后便扔到一边,被茶水弄湿了。母亲大发雷霆,把二哥骂了个狗血喷头。有天晚上,一份登有邓刚中篇小说《白帆》的《上海文学》被我不在意弄到了桌子底下,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便哭着说肯定有人拿去看了。母亲便把二哥让人喊来,寻问是不是让他拿了,并非要二哥立时拿来。二哥只好喊了一位邻居,用摩托车带着他,连夜去滕县买回了那一期的《上海文学》,并买了一部《儒林外史》。据说,二哥为此敲开十多个书店。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如果有来生,我坚决不做人了,太难。可是我又想,如果来生母亲还能做我的母亲,再苦我也要做一回人。要不,我怎样报答母亲对我的爱?我六岁丧父,那时弟弟才不到三岁。我记得刚读书的那年冬天,母亲看到我的小手被冻烂了,抱着我嚎啕大哭,从此每天上学前把烧热的一块圆圆的砖头让我捂在手里,大约两节课后,她又到学校里送一块热的；当我初中毕业后不愿再读书,大哥大嫂也表示读书也不会有出息,不愿支持时,母亲非常生气,毅然提出与大哥分家,宁愿自己养鸡养羊也要让我继续读书。怕我在学校里吃不好,一次她竟然把一头苍苍白发剪下卖了一块五毛钱,让人捎给了我。母亲呀,你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大,除了你对我们的大爱和我们留给你的痛,我们究竟报答了你什么!当我真的能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时,母亲真正地老了。那天早晨,我对母亲说:“娘,我上班去啦。”母亲声音低沉地说:“去吧。过一会你让孩子的娘过来,给我倒碗水。”当妻子洗完一件衣服给母亲去倒水时,发现母亲正有两滴大大的泪水从眼角滑下来。妻子便赶紧把我喊过去看母亲,问母亲怎么啦。这时,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你两个哥哥对你不好,你不要记恨他们。记住:人给明亏吃,天在暗处补。”说完,母亲的头向里一歪,从此走了。
母亲“五七”那天,家里人把她的遗物拿到河边去烧。就要着完时,突然从火堆里闪出一道红光,直冲到高高的杨树梢上,把一河的滔滔流水映得通红。在场的人都奇怪不已。我想,这一定是母亲对儿女的牵挂与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