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刚刚过去，女性权益和重男轻女问题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重点关注议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歌舞剧院女高音歌唱家李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再次提上工作日程，“长期以来，很多地方都有‘重男轻女’思想。中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妇女权益，特别是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使妇女地位明显提高。”

　　如今，对于男孩和女孩，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平等看待。但现实中，一门心思想要男孩的家庭也依然存在。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3.9％受访者认为家乡重男轻女现象有所减轻。与城市相比，农村重男轻女现象减轻更多，但仍较严重。

　　受访者中，来自农村的占23.4％，来自县／镇／县级市的占20.5％，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的占19.3％，省会城市的占20.9％，直辖市的占15.8％。家乡在华北地区的占17.8％，东北地区的占15.0％，华东地区的占32.3％，华南地区的占14.9％，西北地区的占4.3％，华中地区的占8.5％，西南地区的占7.14％。

　　53.9％受访者认为家乡重男轻女现象有所减轻

　　来自辽宁省新民市农村的白芸（化名）表示，以前是希望生男孩，认为可以继承家业，如今都是三口、四口之家，男孩女孩都一样。“时代在进步，我们也应该进步”。

　　但她同时表示，虽然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好多了，但还是存在。白芸今年53岁，有三个哥哥，两个弟弟。“虽然男孩更受重视，可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家人也都疼我”。等白芸嫁到了邻村赵家，就深刻体会到了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我头一胎是女孩，第二胎还是女孩，婆婆就在门外哭了”。

　　对于家乡重男轻女的现象，53.9％的受访者认为与以前相比减轻了，32.7％的受访者认为还一样，仅6.2％的受访者表示比以前严重了。

　　贾佳（化名）来自陕西渭南市，从小在城市生活的她，即便家里有个弟弟，也从未感受到被轻视。她的舍友来自甘肃平凉市某农村，感受则完全不同，“她的家乡重男轻女现象严重，男性在家中地位特别高。即便是在县城，如果女方怀孕了，大多会通过B超先检查孩子性别，查出来是女孩很可能会堕胎。现在放开了二胎，他们对二胎的性别也很在意”。

　　贾佳听舍友说，在一些地方，没有男孩的家庭会觉得没面子，女孩甚至不能写进族谱，“在外结婚生子的年轻人，过年回家了亲戚也会询问生的小孩是否是男孩，压力很大”。

　　交叉分析发现，相较城市，重男轻女观念在农村减弱最多，来自农村的受访者中66.3％的人觉得重男轻女观念变轻了，但总体仍不乐观，认为重男轻女观念仍严重的占比情况分别为：农村（44.4％），县／镇／县级市（48.7％），地级市／计划单列市（39.8％），省会城市（36.1％），直辖市（26.8％）。

　　重男轻女现象在我国各地区的分布怎样？交叉分析显示，东北（53.8％）、华北（44.3％）地区最严重，西北（43.1％）、华南（41.3％）次之，接下来是华东（34.6％）、华中（34.1％）和西南（27.3％）。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介绍，安徽、广东、广西、海南、陕西、福建、浙江等几个省份重男轻女的思想仍比较严重，相比之下东北地区还好，因为这个地区移民较多。”陆杰华表示，地区之间出现差异主要与文化传统有关，“比如有些农村地区有女性不能上桌吃饭、不能进家谱族谱等传统，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这样的思想一以贯之，就会造成重男轻女思想的延续和区域化”。陆杰华还指出，出生性别比越高，表示该地区重男轻女思想可能越严重，因为这说明通过B超、采血等人为选择胎儿性别的现象突出”。

　　“现在有了男女平等的理念，但相应的操作和设计没跟上”

　　对于重男轻女现象的存在，从小在北京长大的程蕾认为父母的压力是重要原因，“父母仍受到封建旧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并且与亲戚和周围邻居攀比，给儿女施加压力”。

　　老家在河北唐山农村的刘汪然（化名）表示，一些农村的旧习俗、旧规定也潜移默化地对人们重男轻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长辈去世了，只有家中男丁才能举牌位、进墓地，村里分土地，也不会留给女孩，因为女孩长大要嫁人”。

　　前不久，刘汪然家的一个亲戚又生了一个男孩，“电话里，他们可高兴了，觉得男孩还是比女孩好。家里只有女孩的，感觉更好欺负”。

　　贾佳认为，重男轻女观念的存在与经济发达程度、信息流通程度有关，“越穷的地方这种现象越严重，大城市会相对好一点。城市发展越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多，思想也越开放”。

　　是什么因素导致重男轻女现象仍然存在？61.7％的受访者直言是“男性能延续家族生命和血脉”的观念导致。其他还有：坚信养儿才能防老（39.7％），在农村家里无男丁会受欺负和轻视（36.4％），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33.1％）和生产劳动等需要男性（32.9％）等。

　　“这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制度有关。”陆杰华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男女平等就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我国在制度设计上一直有欠缺，缺少关于性别平等的法律和机构。而在国外，制定公共政策时会有性别平等审查委员会来评定这项政策是否会带来性别歧视。”陆杰华提到，二孩政策也使女性在就业方面的处境更加艰难。“现在有了男女平等的理念，但是相应的操作和设计没跟上，女性的生存环境还是不如男性”。

　　陆杰华建议，首先要改善法律环境，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性别平等条例，动员全社会、各领域都重视这个问题。第二是相应的机构要积极执行法律法规或条例，并对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同时加强宣传力度，使用多种宣传方式，让男女平等更深入人心。“比如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的思维还存在问题，在用人方面虽说男女有均等的机会，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会有倾向。同时，女性的政治参与比例也比较低，这些情况都亟待改善”。

　　受访者中，男性占44.1％，女性占55.9％。00后占0.4％，90后占17.6％，80后占54.2％，70后占19.9％，60后占6.3％，50后占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