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9岁，在县城完小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很多老师和校长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学校已没有一点秩序，紧接着就是“停课闹革命”。
　　学不能上了，没一点事做，大一点的孩子，政治条件好的都成了“红卫兵”或“造反派”，年龄小一点的也是“红小兵”，都戴上了红袖章。
　　以前是老师管教学生，现在是学生管教老师，每天都在变着法儿地给老师写大字报、揪斗、抄家、折腾。后来，又有很多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到首都或外地去搞“革命大串连”了。
　　我年龄太小，再说父母和外祖父要么被批斗，要么靠边站，这些“红卫兵”就把我划到了“黑五类”，没有一个红卫兵组织接纳我。
　　就在他们都去串连时，我在想，革命也有我的份呀，我也应当去串连的。可上汽车、扒火车，还有到外地要吃、要住，我肯定不行。不过，他们往外地串连，我可以到近处走走。
　　那天，是个下午，我漫无目的地出了学校，沿着南北大街一直往北去，出了县城再往北便是一片开阔地，再往北是当时的县高中，叫北关中学，简单看了一下高中大哥哥写的大字报和张贴的漫画。其实我也看不懂，只是看个热闹而已，而后继续往北。感觉又走了那么远，到了一个不大的村子，村南有个小学校，学校在路北，很简陋，旧窗户、破屋门，连块玻璃也没有。
　　这个学校也停课了，不过有个老师在看门，30多岁的样子吧，瘦瘦的，很老实。他看了我一眼，开始一幅很不在意的样子，以为我是玩儿的。我说：“我是城内完小的红小兵，今天来串连。”他听后愣了片刻，然后很惊讶地说：“哦，好、好、好。”
　　那时红卫兵的社会地位很高的，谁也不敢得罪。他让我坐下后，连忙出去，到邻居家，也许是他家，掂了一个暖瓶，还拿了一只大粗瓷碗，给我倒了一碗水，便坐在了杌子上。好长时间，他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一句话不说。后来我想，那种情势下，他是不敢说，怕惹事儿，我是不知道该说啥。过了一会儿，他挪动了一下杌子，换换姿势，还是不说话，我坐在一个很破旧的柜头的角上，连姿势也不换。我们俩就这么坐了半天。眼看天晚了，我说：“好了，我走了。”他还是那句：“哦，好、好、好。”连一点挽留的意思也没有。
　　回到学校，老师们正在吃饭，我一个人不敢做饭前的“念语录”、“三祝愿”，只好偷偷地躲在宿舍。直到过了开饭时间，我才来到伙房，买了个凉饼子了事。那个厨师问我去哪里玩了？这么晚才回来。我说去串连了。
　　他根本不信，问了问我去的地方，哈哈一笑：“哦，那是蔡庄，离县城三里地，到咱这儿最多五里。”我才知道那个村叫蔡庄。
　　后来，我再从那个村路过时，便不由想起我当年曾经到这儿串连过，只是接待我的那个老师到现在也不知道姓什么。
　　肥乡广播电视台 陈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