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的第3个儿子快3岁了。有一天，妻子坐在屋门口做针线活，儿子在屋里玩耍。虽然妻子也时不时地看他几眼，一不留神，忽然听到“啪”的一声响，紧接着孩子就“哇”地大哭起来。原来，孩子爬到方桌底下，看到墙根支着一个老鼠夹子，夹子上有一颗两个豆的花生作诱饵，就毫无顾虑地伸手去拿，没想到一下子就夹住了他的手。妻子心疼地自责：我怎么就忘记老鼠夹子了呢？孩子的小手顿时肿了起来，仍然固执地哭着要吃那颗花生。
　　妻子轻轻地摸了摸孩子嫩嫩的小手，幸亏骨头没有受伤，她不由心中一阵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孩子吃到那两颗花生豆时才不哭了，吃完后竟又哭起来：“我还要吃。”妻子只能再三哄他：“等再有了花生，让你吃一大把。”
　　在那吃不饱饭的年代，吃花生可真是一种奢求。生产队每年虽然也种两三亩，除了要上公粮和留下做种，社员很难分到花生。春天种花生时，队长就用粪便汤拌花生种。秋天刨花生时，社员们想偷吃几个，队长看见了就大声训斥，拿着铁锹让腮帮子乱动的社员往上面吐唾沫，如果有嚼碎的花生就罚半天工。等到下工时，社员们要把衣服上的口袋一个个翻过来，让队长看一看才能回家。
　　那时候，要想吃到花生，只有等到队里刨完花生，队长按社员家庭人口的多少划片，才能勉强拾到一点花生。那一次，天还不亮，一家人就在地里开始翻过来找过去，把耕作层的土翻了两三遍，生怕落下一个花生，到最后拾了小半篮，这可是一家人的宝贝啊。
　　花生还没晒干，儿子就哭着要吃，妻子只好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小锅炒花生。3个儿子围在锅边，弯着腰，眼巴巴地看着，在烟熏火燎中，谁也不肯离开。等不到炒熟，妻子就把锅倒在地上，开始分花生。一家5口人分为5堆，最大的一堆有一大把，是小儿子的，依次减少几个，最小的两堆是我和妻子的。
　　妻子为儿子剥花生，小儿吃了一个又一个；大儿吃了几个后，香得直蹦高，说香气从头顶香到了脚跟，再也舍不得吃了，就用布包了起来。看到两个弟弟吃，又忍不住打开包着的花生数一数说：“再吃一个，剩下双吧。”一会儿又吃一个说：“还是单好。”就这样，一会剩下双，一会剩下单，最后再也舍不得吃，就把花生收藏了起来。
　　我和妻子分得的那堆花生，可舍不得再吃第二个，等小儿子吃完后，先把我那一份又分给几个孩子。最后妻子的那一份就留给了小儿子，让他吃了好长时间，哄着他香香嘴。
　　如今生活好了，过秋后，房上地下到处是花生。炒好的花生催这个吃，让那个吃，有人还嫌不好吃。每当想起夹子夹住孩子的事，心里就酸酸的。说起那时候在队上刨花生、拾花生、炒花生、分花生的情景，就觉得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简直就是在讲一个花生的故事。 　　我家过年从没杀过猪，连哥、姐和我结婚都没有杀过，只有妹妹结婚才破天荒地杀过一头猪。娘为此常埋怨爹：“跟了你一辈子，过年都没有杀过猪。”爹也从来不言语，只叭叭叭地抽着烟，黑着脸。
　　我小时候，地里打的粮食有时候不够吃，成年吃棒子糁、高粱糁，只有过年时，才把平时节省下来的一点点麦子换成白面，蒸几锅白馍馍，捏几顿白面饺子。那几年，四姑家的表弟还救济我们白面，每年都是半袋子。吃的刚刚能填饱肚子，平时的零花靠卖个鸡蛋什么的，大的花销就靠一年喂一头猪。那个时候，卖了猪还给布票、粮票什么的。一头猪养一年，才卖几十块钱，可以买全家穿的、吃的，以及补交孩子们的书本学费等等。因此，不敢把猪杀了吃肉。
　　那个时候，把猪卖了，还要敲猪槽子，一边敲，一边喽喽喽地叫着。看到躺在人家自行车后座上的猪吱吱叫着越走越远，娘不免流下泪来。
　　我家虽然没有杀过年猪，但我们家的猪差一点被别人给杀了。那年腊月二十五，我们兄弟姐妹都没在家，爹驮着娘去赶深县集。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家费劲巴力喂了一年的肥猪不见了，猪圈被拱开了一个口，猪跑了出去。这是因为中午的时候没有喂它，饿极而跑。爹娘急得不行，我也很害怕。爹娘到处去找，别的亲友也帮忙找。有人提供线索说：“有个人用脚猛踢一头猪的屁股，赶往张各庄村去了。”我姥姥家就是张各庄的，爹赶紧去找小姨夫和舅舅们，最终打听到有个叫大捻子的人把猪赶回了家。等亲戚们找到这家时，这家人已经把刀磨好准备宰杀了。爹只好买了一些东西送给这家偷猪的，然后把猪赶了回来。
　　后来听说，给我们家提供线索的那人家，大年三十丢了3只大绵羊。我心理愤愤地说：“这头倒霉的猪，都是因你而起！”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的父母，创造了面黄肌瘦的我，营养上不去，我隔一段时间就闹病。
　　前些年，村里人患病后，极少到医院治疗，多是用土办法自己找药自己治病，有了大病才喊半农医吃药打针，要是进城输液没准就快见阎王爷了。从我记事起，感冒了父母有土办法治疗，一碗白面拌拌汤，趁热喝下，热炕上大被子一盖，睡上一觉，浑身上下出通汗就不难受了，睡完就和小朋友玩去了。我惟一的姐姐，8个月大了，就是因为感冒，半农医一针青霉素下去，导致姐姐过敏，永远地没了。打那以后，吃药打针就成了忌讳。村里也确实缺医少药看病难，饭都吃不饱，哪来的钱治病。“是病不是病打针安痛定”成了村民的口头语，意思是不管得了啥病，半农医只能打只安痛定针，缓解一下病痛，药也只有止痛片和安乃近等普通药片，半农半医的医术只停留在经常采用土验方治常见病。
　　儿时的我干瘦干瘦的，隔三差五闹病，咳嗽、发烧是经常的，却很少吃药。有一次，止痛片和安乃近吃多了，白毛汗出得我浑身颤抖，一晚上都没睡觉。小时候最怕打针，一听说打针我转头就跑，有一次让我哥摁住打了一针，疼得我直哆嗦。比起打针，我倒是很乐意接受母亲的治病偏方，喝一大碗热乎的白面拌拌汤，一出汗就好了。只是家里白面太少了，当地无法种小麦，就指望国家救济的2斤病号面，藏在小瓦罐里，一家人一年到头都舍不得吃顿白面，谁病了谁才能喝上一碗白面拌拌汤。
　　我的母亲似乎很擅长做拌拌汤，从小瓦罐挖出半勺白面，加水拌成小面疙瘩，抱把柴火，揭开锅盖，添半瓢水，生着灶火，拉起风箱，水开，面疙瘩入锅，加点葱花、油、盐，满土窑都是香味。躺在土炕上的我，不知怎么的，嘴里的唾沫就那么多，咽了一口又一口。揭开锅盖，母亲笑了，肯定是熟了，我忙爬起看，见母亲把拌拌汤捞进粗瓷大碗，够多半碗。我端起碗三五口就喝完了，我还想吃，后悔吃得太快了，连啥味道都没吃出来。
记得小时候中暑或食物中毒了，就喝碗绿豆汤；蚊虫叮咬了，就拔把灰菜擦擦；手脚腕摔脱臼了，就找村里接骨匠捋正，挖些蚯蚓捣成糊糊抹在患处；还有老烟梗是最常用的止血消炎药。当时，我只要肚子疼得厉害，手脚指头就免不了挨上几针，一放血肚子就不疼了。
　　如今村民们富裕了，身体也值钱了，不论孩子大小，一有头痛脑热的就往医院跑，看病、化验、输液，一点都不心疼钱。再回过头来想想前些年的人们，小病没钱治，大病抗到死，还不是因为穷吗。

　　更正：8月30日《吃食堂的苦难生活》一文中“到了1969年”应为1959年，“到了1970年”应为1960年，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作者：程玉林

　　提醒：“难忘那段苦日子”话题正在农民互联网热评，欢迎不能上网的广大报友通过信件邮寄文稿，要求讲故事“忆苦思甜”，控制在800字内，地址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８６号，邮编０５００１３，收件人是河北农民报社李文娟。    本版责任编辑 孟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