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墙内外的“留守”——农民工二代犯罪调查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南方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单亲）儿童。

　　国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她在过去两年以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为对象，做了调查分析。她发现这些犯人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她的课题组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或单亲背景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或单亲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需要强调的是，张丹丹和合作者在调研中，也曾试图研究农民工身份和犯罪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农民工身份并不是这些人犯罪的原因，而附加在这个群体上的人口学特征：如更加年轻，男性比例高，受教育程度偏低等，才是与犯罪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放置于其他人群，可能也会得到较高的犯罪比例。而当在农民工群体和城市人口群体中抽调出同样的年龄、相同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就会发现，农民工群体并不比城里人更容易犯罪。

　　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2015年9月，《凤凰周刊》记者和张丹丹一起走进高墙，见到了这些“身世特别”的服刑人员。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大陆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服刑人员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殁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一次，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让他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后”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刑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类犯罪比例则很低。主要原因是：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留守或单亲家庭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就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刑，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通常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监狱很难获得他们的消息，“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几年后有人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