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温州市的一家火锅店,一位女顾客和服务员朱某发生争执,随后朱某端着一盆开水,兜头浇向女顾客。女顾客全身42%的面积被烫伤,年仅17周岁的朱某也被刑拘。
看完事发时的录像,连朱某的父亲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朱某幼年时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朱某在乡下由爷爷奶奶带大。据此,有报道说,成长环境的残缺,让朱某形成了孤僻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导致了惨剧的发生。这样分析,就事论人,简单直接。但笔者从这一惨剧中,想到了另外一些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
在朱某“冲动”的当天,有媒体刊登了一篇报道,讲述一位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汪建华自2013年起在珠三角围绕农民工与帮派进行的调查。这位博士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暴力,已是一种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
在珠三角的发达城市,年轻的80后、90后通过网络改变了以往黑帮招人的方式。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警察,还是老江湖,都承认时代已变,对年轻一代而言,混黑帮成了枯燥重复的工厂工作的替代品。在外来人口大量集聚、而警力严重不足的东莞,大小帮派以暴力形成的“暗秩序”与政府维持的“明秩序”甚至共生共存。
帮派与暴力难分,导致社会秩序明暗有别,这绝非一句“某一个或某些年轻人性格或心理缺陷”所能解释。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数量继续增长,总量达27395万人。这其中,青壮年仍是主力,30岁以下的占据33.7%。如此庞大的群体,让社会呈现出的是另一幅惊人的现实。
谋生之艰难、生存之颠沛,涌入城市的年轻人缺乏安全感。在社会与政府无法提供类似保障时,自发“抱团”就成了他们“取暖”的方式。比如,汪建华发现,有些“混出头”的老乡会组织商会,同乡的人来打工,缴纳一定会费,就能享受到商会的庇护——维权、找工、办证、讨债、伤病救治等。但入会除了交会费,还有其他“义务”,比如替同乡老板暴力讨债、“摆场子”等等。
类似的生存“灰色经验”是会蔓延的。事实上,靠拳头打天下、崇尚“以暴求安”,不只在城里有,农村也有；加入其中的除了新生代农民工,还有在学校里的留守少年。十几天前,一家国家级媒体刊文称,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的调查展示出,乡村底层孩子们也有不为人知的日常“江湖”。这次在四川芥县雍村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发现,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少年,在与高年级群体的日常抗争中,为保护自我建起了“兄弟帮”。在“兄弟帮”之外,还有诸如“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之类的非正式组合。类似组合被不断复制、扩散和发展,不断累积和沉淀,从而形成了学校一届又一届群体性与规模性的反学校文化。
到此为止吧。上述数据与报道已足以说明,经济的飞速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而剧变的社会,却让庞大的农村青少年们迷失了方向。尊严与安全、秩序与保障的缺失,或许可以视为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崇暴尚武的注脚之一。朱某伤人事件之后,温州的一位社工、心理咨询师也说,人生是需要“糖”的,比如亲情、友情、爱情、事业、金钱、财富等等。
可对更多像朱某这样的青少年农民而言,这些“糖”在哪儿呢?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段新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