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民报（农民互联网)记者 李月锋
　  包地20年——打了8年官司——拿到11份判决——进了3回拘留所——经济损失较大，这是邯郸市馆陶县寿山寺乡南辛头村种田大户李玉臣的真实遭遇，原因在于村干部不守信用、司法不严肃。最终，在等待第11份判决书的煎熬中，土地承包合同到期，李玉臣离开承包地，又走上了索赔、信访之路……
村干部不守信用 11年涨了两次承包费
　  包地之事起于1987年，经南辛头村两委同意，采取竞价承包的方式，对村西南60亩(实际地亩是54.58亩)果园地进行公开承包，发包从200元起价，一点一点抬到了1600元，村民李玉臣中标。
 　 1987年4月3日，村委会与李玉臣签订《林场内果园承包合同》，并经馆陶县公证处依法公证。《合同》上写着：根据中央有关精神，经过村民投标和双方充分协商，特签订本合同；承包期15年，从1987年4月3日起至2002年4月2日止，每年上交承包费1600元。
　  拿到公证过的合同书，李玉臣心里踏实了，动员全家向沙荒地发起“总攻”。李玉臣对河北农民报（农民互联网)记者说：“当时，承包地上的果树已经老化，几乎不结果了，地里到处是杂草，有的地方草比人还高。为了改造好沙荒地，我的父母、我弟弟、弟媳妇在地里搭着棚子、支了锅灶，住在地里开荒。亲戚、朋友也过来帮忙，牵来了驴、牛，断断续续干了两三年，沙荒地改造出了点眉目。”1990年，李玉臣被馆陶县委、县政府授予“农业开发先进工作者”称号。
　  回想开荒时候的那段往事，李玉臣眼含泪花，多次哽咽，中断叙述。他说，地里茅草根都布满了，铧犁犁不动，就用镐头一点一点地刨，把刨出来的茅草根都捡出来。“那时候，这块地是荒废地，不具备种植条件，全家人整日在地里出力，并用贷款打了井、架电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出这片荒地后我瘦了几十斤。”李玉臣说。
　  荒地开出来了，全家人松了一口气，正在谋划下一步发展的时候，却出现了变故。1993年，村委会强行要求提高承包费，胳膊拧不过大腿，李玉臣被迫同意了，并与村委会签订《变更补充协议》，约定承包期从1987年起至2006年止，比原合同延长5年，土地承包费自1993年起由1600元涨至每年2350元。为了保险起见，李玉臣与村委会一起又对《补充协议》进行了公证。
　  本以为自此相安无事了，令李玉臣担忧的事情再次发生。1999年下半年，村委会以“农业税费提高了”为由，第二次要求增加承包费，每年每亩地交80元。对于村委会的这次异常举动，李玉臣断然拒绝。于是，一场拉锯式的官司大战开始了。

司法不严肃 8年打了11场官司
　  1999年上半年，南辛头村委会一纸诉状将李玉臣告上法庭。
　  邯郸市恒远律师事务所肖律师认为，从法律角度说，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随意更改合同，村委会一厢情愿增加租金是违法的；再者，所有与法律抵触的政策、规定、文件等无效。基于此，这是一桩简单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意想不到的是，1999年10月20日，馆陶县法院支持了村委会“提高承包费”的诉求，判决李玉臣自2000年起，每年9月30日前向村委会每年每亩地交纳承包金80元。法院判决李玉臣败诉的理由是，由于农业收益不断增加，群众负担的税费额随之提高；同时，与李玉臣承包地相邻的承包地，原来承包费是25元，现已增加到每年每亩地80元，如果李玉臣仍按每亩39.17元交纳承包金显失公平。因此，村委会要求李玉臣将承包金增加到80元的主张，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是合理的。
 　 拿着第一份判决书，李玉臣欲哭无泪。
　  李玉臣不服馆陶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年3月9日，邯郸中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馆陶县法院重审。
　  2000年4月6日，馆陶县法院有了第二次判决，仍支持村委会“提高承包金”的主张。李玉臣第二次上诉，2000年6月23日，邯郸中院判决“发回重审”。
　  第三次、第四次……从馆陶到邯郸，由邯郸返回馆陶，两级法院的判决(裁定)结果同上面的大致相同，而倔强的李玉臣不得不在这样的“皮球运动场”上转来转去。
　  在官司上上下下“摆动”了4年之后，2002年4月21日，邯郸市中院下达[(2001)经终字第79号]判决：驳回李太臣的上诉，维持馆陶县法院原判。这份判决霎时在李玉臣心上罩了厚厚的阴影，改变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于是，李玉臣不停地向省人大、省高院申诉、上访，想求得一份公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馆陶县法院两次执行邯郸中院的判决，查封了李玉臣的猪、羊、梧桐树、玉米等。不满此事的李玉臣和妻子竭力反对，悄悄卖了法院查封的财产，两人因此被刑事拘留两次、行政拘留一次。从拘留所出来后，李玉臣和妻子的精神受到摧残，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造成较大的损失。
　  面对现实，李玉臣累了，他晕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2006年底，疲惫的李玉臣拿到第11份判决书，邯郸中院对馆陶县法院的错误进行改判，结果是“不支持村委会增加承包金的主张，李玉臣须按1993年合同约定的每亩每年39.17元交纳土地承包金”。李玉臣胜诉了！这是他8年奔波、11次对簿公堂换来的结果。
　  看着6页白纸黑字的终审判决，李玉臣心里打翻了五味瓶，为啥？因为判决出来了，土地承包合同也已到期，他无法指望耕种50多亩沙荒地致富发家了。他说：“从形式上看，法律为我讨还了公道。但这8年来，我打官司四处奔波，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欠了一屁股债务，大人孩子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我心中的痛苦该向哪里上诉？”

国家赔偿难兑现 3个部门推了5年还在推
　  从1999年到2006年，8个年头的“官司大战”结束了，蒙受冤屈的李玉臣又走上申请国家赔偿的道路。不料，这条路依然艰难、更加曲折。
　  从2008年春天开始，他拿着《承包合同书》《判决书》《扣押物品清单》《拘留决定书》等材料到过北京、石家庄、邯郸，也不计其数地找馆陶县有关部门解决，许多领导觉得“你够冤的”，但对赔偿问题，省里推给邯郸市，邯郸市推到馆陶县，馆陶县政府推给县法院，法院又推给乡政府。反过来，李玉臣找乡政府，乡政府让找法院；到了法院，法院说“钱都是政府的，你找县政府吧”；又去县政府，政府说案子是法院办错的，还去找法院吧。
　  就这样，一级一级往下推，一次一次无人管，一年又一年，索赔的事已经跑了5年多。
　  李玉臣今年50岁，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站在没有安装门窗的房屋前，凝望27年来走过的路，不住地唉声叹气，他不知道眼前的索赔路还有多远、还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