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民报（农民互联网)　李月锋
为了均衡土地，
排号“顶窝”调地是该村的惯例
　  与全国所有农村一样，邢台市威县方家营镇庞苏庄村经历了农村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尤其是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该村给村民签订了承包合同，并经过县公证处“公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县官不如现管”。尽管承包手续合法、齐全，可村干部坚守1990年以来的“村规民约”，依旧5年调整一次土地。2005年，该村进行了“顶窝”调地，添地、去地的户约60来户；期间，个别户提出异议，认为“调整土地违法”，村干部就挨家挨户做工作，平息了出现的“风波”，调地工作进行了下去。
　  啥叫顶窝调地？这是邢台市威县、临西、南宫一带流行的一个词，意思是为了解决添人添地、去人去地的问题，各生产组(村)将每年的新增人口(娶进门的媳妇、出生的孩子)按先后顺序排队，下一年(回)调整土地时，让减少人口的户(出嫁的姑娘、死亡人口)让出“多余”的地，一对一“补充”给相应的添地户，而其他户的承包地不用变动。“顶窝”调地就是这样来的。
　  一晃到了2009年3月，庞苏庄又开始“顶窝”调地。村民李长海说，这次调地，村里没有开群众会，原村委会主任按照添地户的顺序号，一个一个挨着写条子，村干部一看谁家的姑娘出门了或者谁家死了人就去谁家的地，让添地户拿着条子找去地户要地。
　  从河北农民报记者手头的材料看，通过这次调地，李长海的2.93亩地调给了葛乃祥，冯海秋的2.312亩地调给了庞恩顺，冯书刚的1.2亩地调给了庞俊英、2.85亩地调给了王之昌，王之江的2.5亩地调给了王之奇，冯书栋的2.134亩地调给了庞士峰、2.296亩地调给了庞军生、张善华的3亩地调给了葛文江……该村有十八九户去了地、二十四五户添了地，涉及近50户。
　  今年59岁的村民李庆杰说：“2009年3月，村干部见我女儿出嫁了，就去了女儿的口粮地，调给冯庆堂2.89亩，调给葛乃玺2.96亩。我当时不同意，村干部来家里做工作，还让添地户给我施压，迫使我放弃了承包权。”
调地没调好，
叔侄相争、邻里纠纷，乱了村风
　  既然去地、添地是一对矛盾，那么去地户心中的愤懑终究是要爆发的。村民冯书刚说：“我是第一个反对调地的。村里2009年去了我家1.2亩地，2010年又去了2.85亩地，我坚决反对这样做，村主任就让添地户给我闹事，抢种了我的地。”于是，冯书刚从上访到“对簿公堂”，坚决向村委会“讨说法”。
　  方家营镇副镇长张志勇说：“我当时是包村干部，曾对庞苏庄村主任说，村民同意就调，不同意甭硬调，别弄出事来，可他不听乡里的话。”
　  冯书刚说，一开始，威县法院不立案，他多次找省高院、最高院，往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网站举报，跑了1年多威县法院才立了案。2012年，威县法院判(冯书刚)输了；他继续上诉到邢台市中院，中院要求发还重审，2013年威县法院又判他输了；冯书刚再次上诉，2013年，邢台市中院终审判决：村委会和添地的农户败诉，要求停止耕种并返还冯书刚的承包地。
　　在冯书刚的影响下，庞苏庄村18户农民先后递交了诉状，一致要求“村委会、添地户停止侵害，返还抢占的土地”。
　  遗憾的是，面对这种不稳定的局势，庞苏庄调地的行为并未停止，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村委会将5年一调“改革”为一年一调，种种怪象因此出现了。
　　常某女儿出嫁不久，村干部便将常某女儿的口粮地“许给”常某侄子，让侄子找他叔叔要地。常某不同意，说：“村里为这调地的事正在打官司，这是违法的，我不能给你地。”村干部又鼓动常某侄子坚持不懈地要地，无奈之下，常某说：“要不这样吧，地可以给你，咱订一份协议，要是村委会输了官司，你把地还给我；要是村委会赢了官司，我的地就不要了。”这句话惹闹了侄子，两家翻了脸，争议的那块地双方都不敢种，2013年荒芜1年，眼下还在僵持中。
　  村里将李某的地调给葛某，李某不同意，葛某抢着种。2009年4月，李某媳妇在地里浇地时，添地户葛某将李某媳妇摁进水沟暴打一顿，住院治疗10天，费用花了3000多元。无独有偶，杨家、冯家也因调地的事结了怨，在地里抢着耕种时，冯某与杨某媳妇动了手脚，杨某媳妇受伤住院。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方廷说，从2009年调地以来，村里上访的、告状的、打架的、吵骂的经常发生，各项工作很难开展，村干部的精力主要是应付法院、信访局，解决群众矛盾。李方廷说：“真的是太难了！没想到，动地弄出这么大的乱子。”
村民赢了官司
“煮熟的鸭子”何时飞回来
　  打官司是老百姓最无奈的选择，其中的辛苦劳累说不清，还要付出大把大把的血汗钱。李长海说：“我们是原告，从威县法院到邢台中院，折腾来折腾去，哪个官司也得万把块，一共打了14个官司，十几万元扔出去了。”李长海说，还有20来个被告，他们也得花十来万，两败俱伤啊！
　  采访中，村民将厚厚一摞“判决书”摆在面前，记者审视再三，心里很不是滋味。在这摞判决书的背后，是农民起早搭黑往法院奔波的背影，是农民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的姿态，是农民拿着钱雇人写诉状、请律师的场景。
　  经过两三年上上下下的周折，冯书刚第一个胜诉了，接着，李庆杰、李长海、杨庆广、冯永华、刘秀珍、冯永坤……相继接到邢台市中院胜诉的判决，去了地的农民笑了。
　  后来，冯书刚等人陆续向威县法院执行局交了执行费，他们期望早日得到“失联”四五年的土地，期待“煮熟的鸭子”早日飞回来。随着春种时节的到来，胜诉的农民、去了地的农民迫切希望尽快收回调走的土地。
　  但是，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催促，换来的仍是等待。威县法院执行局张贴了“公告”，也多次亲临现场，但均遭遇添地户的“游击战”。执行局局长高风楼表示，法院一到场，添地户就跑了；法院一走，添地户又去地里干活，去地户还是不能种地，执行难度很大。法院下一步将与镇政府配合，加大执行力度，尽快执行到位。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三十年不动”不切合农村实际
　  从法律和政策角度看，庞苏庄村去地的农民获胜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从农村实际工作看，“三十年不动地”的政策与农村实际明显脱节，亟需进一步完善。
　  邯郸市馆陶县、广平县等读者多次给记者反映，他们村2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没有地，想种地都得租赁别人的地，“农村为啥年轻人少？他们没地种，不出去打工连饭都吃不上”。
　  邯郸市成安县一位25岁的青年农民说，他家只有1口人的地(1.1亩)，要养着媳妇、两个孩子，吃饭都困难，他希望尽快调整土地，让耕者有其田。
　  4月17日，记者与威县庞苏庄农民李长海、李庆杰等座谈，他们并不反对调地，而是觉得“俺村的闺女出嫁了，村里就把地收了回去。而女儿在婆家又分不上地，这样做太不公平。”
 　 张志勇是一位在乡镇工作20多年的“老乡镇”了，现在方家营镇分管农业工作。他认为，庞苏庄的“调地”合情合理，但不合法、不合中央政策，所以，村民打赢了官司，村里就乱套了。而在威县其他村，也是几年调整一次，村民习惯了，也没人上访告状，“调地”的制度就坚持下来。因此，应该从政策层面对“调地”进行统一规定，如果仍坚持“30年不动地”，很多农民到了40多岁还分不上地，这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见到庞苏庄村支书李方廷时，他不住地唉声叹气，说：“太难了，村支书太难当了！没地的给村里要地、要吃饭，有地的又调不出来，村支书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等这个问题(上述问题)解决清了，村里稳定了，我就撂挑子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