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俊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处长

　　曾经，媒体铺天盖地的只关注“被精神病人”的权益问题，但大量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没人关注。《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最弱势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帮助他（她）们，保护他（她）们。　--严俊　

　　对话动机

　　7月11日起，本报推出“关注重症精神病人”连续报道，调查显示，重症患者或被困锁于家中，或被“遗弃”于医院；全国不足23万张精神科床位、只有2万名精神科医生，要面对超过1600万患者；社区康复项目面临没钱、没人、没场地的三无境地；而面对紧张的床位，社区康复的缺位和社会关怀的缺失，又让精神病患者难以出院，造成恶性循环。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对这一群体做了哪些努力，又将有哪些惠民政策出台，怎样能让康复重地社区良性运转起来，从规章制度上又该怎样切实地有法可依？新京报记者对话国家相关官员、医学专家和法律人士。

　　群体总数

　　总数统计尚停留在20年前

　　新京报：根据流行病学数据估算，目前全国重性精神病患者大约有多少人？

　　严俊：截至目前，我国做过两次全国性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第一次是在1982年，第二次也就是最近一次是1993年，这次调查侧重于重性精神疾病。根据这次调查推算，全国约有重性精神障碍患者1600万。

　　新京报：现在距1993年已20年，是否考虑重新调查？

　　严俊：是在筹备一次新的全国性调查，现在刚刚开始现场工作，回收数据、分析，整个过程大概还需要1年。

　　新京报：这是个很庞大的群体，调查显示，我国的精神科病床严重不足，导致该收治的障碍患者住不上院。

　　严俊：确实，2008年，全国精神科病床的平均使用率是90.9%；到今年1至4月，使用率已达到102.3%。压床严重的，主要是县级和部分收治慢性病人为主的精神专科医院。这些医院里，很多病人住院时间长达一二十年，医院就像是家了。

　　出院难

　　患者滞留医院日趋严重

　　新京报：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重症病人可以出院？

　　严俊：根据《精神卫生法》，除几种特殊情况外，精神障碍患者有自愿入院、出院的权利。自愿住院治疗的病人可以随时要求出院。

　　一般来说，重性精神病患度过急性期，病情稳定后，就可以出院，居家治疗和康复。也有一些功能丧失严重的病人，需要到县级或县级以下的精神病院继续接受慢性住院治疗和康复。

　　新京报：最近广西42名精神病人从医院出逃的事件你听说了吗？有人士指出事件凸显了精神障碍患者出院难的现状。

　　严俊：听说了，原来我们估计，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大量的精神病人会要求回家，但从目前来看，还没有显现这种趋势。病人想回家，与他们真正能够回到家之间，还有较大距离。尤其是在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区，滞留现象反而更严重。

　　新京报：导致患者出院难的原因是什么？

　　严俊：原因之一是对重性精神病的医保设计不合理，重治疗、轻康复；重住院，轻门诊。目前，新农合和居民医保对重性精神病的门诊花费保障到位的地方不多。很多贫困的重性精神病人，出院后没钱服药，还不如住院。

　　原因之二，家庭监护能力不够，或监护人不愿承担照料责任；出院难之三，周围的社会环境不接受，特别是对那些过去有过伤人行为的病人，一些人仍对病人存害怕、歧视、排斥心态。

　　医疗保障

　　社区康复基本未覆盖

　　新京报：重性精神病患者的医疗和康复社会保障覆盖是怎样的？

　　严俊：医保的情况比较复杂，目前我国有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之分，隶属于人社和卫生两个部门管理，每种医保在不同地区，针对同一种疾病的报销情况各有不同。目前据我所知，对精神疾病，各项医保主要对住院治疗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门诊报销较少；至于社区康复，医保基本未覆盖。有些地方即便是医院的康复项目，医保都没覆盖。

　　新京报：在我国，哪些省市做得相对较好？

　　严俊：上海很多年前出台了贫困重性精神病人免费门诊治疗政策，病人住院报销的比例也高；北京近年出台了重性精神病人门诊免费服药政策。

　　江西省去年出台了贫困重性精神病人免费治疗政策，并且对社区开展重性精神病人康复和管理进行补贴，每名病人每年政府补贴100元工作经费。

　　新京报：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需终生服药，否则病情很可能复发。出院后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多少能坚持服药？

　　严俊：因为重性精神病人登记管理系统一直未建立，这个数据目前很难掌握。即使是社区登记管理的300多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情况都不一样。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如果医保的门诊没有特殊的政策，出院后服药的情况都不太好。

　　社区康复

　　重症患者社区康复最缺社工

　　新京报：目前在案管理，能追踪到治疗和康复情况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多少人？

　　严俊：根据2013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在社区登记管理的重性精神病人，是300多万人。

　　新京报：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的现状怎样？

　　严俊：还处于探索状态。各地都有一些尝试，比如广州等地学习香港，为出院后的重性精神病人建立了“中途宿舍”，有精神科护士和精神卫生社工、康复师等，帮助出院后的恢复期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职业能力康复训练后，再回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支持，在社区已建有27家精神病患者的日间康复站，还有类似于中途宿舍的7个精神康复者之家。但地区间差异大，目前全国还没有建立起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体系和网络。

　　新京报：建立社区康复的困难在哪里？

　　严俊：都有。我国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有一个专门的686项目，覆盖200多个地市，2623个县。但这个项目中央财政近两年支持的资金每年只有9300多万，平均到每个县，只有三四万元，杯水车薪。

　　新京报：除了机构难建，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还面临哪些困难？

　　严俊：没机构、没人。全国只有2万名精神科医生，多数集中在精神专科医院，在社区工作的精防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我认为，重性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最缺的还不是精防医生，而是专业的精神卫生社工和康复师。社工在我国是个新生职业，要培养为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服务的专业社工队伍，路还很长。

　　《精神卫生法》

　　涉及康复条款“很弱”

　　新京报：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中，对重性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有何规定？

　　严俊：《精神卫生法》共有83条，涉及康复的条款，只有6条，很弱。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经验还不够丰富，做得不多吧。

　　新京报：但《精神卫生法》目前对精神病人社区康复的支持性条款非常少，今后该如何走出困局？

　　严俊：国家卫计委正在联合民政部、中国残联等制定到2020年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希望在其中，对重性精神病患的社区康复工作有更多的措施。最亟待填补空白的，就是社区康复机构的规划和建设。

　　数读

　　截至2010年底，我国精神科开放床位总数是22.8万张，其中86%以上是在精神专科医院。人均床位密度是1.55张/万人，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36张/万人。总体不足还伴随着严重的地区发展失衡，比如上海、北京，每万人拥有4至5张精神科床位，但河南、宁夏、河北、甘肃、青海5省份，平均每万人拥有不到1张床位。我国2/3的县，还没有精神科医生，也不能提供精神医疗服务。

　　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

　　A24-A25版/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