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乡村小道，走近一间红房子，大门紧闭，旁边的小门敞开着，隐约可见院子里有人在打篮球。

　　“请问田伟冬在家吗？”

　　其中一名男子顺手一指，记者随之一怔，眼前这位看起来30岁不到、光着膀子、单手拿着篮球的人就是他？

　　几分钟后，田伟冬穿了身套头卫衣，邀请记者一起坐下聊。

　　“从来没有想过案子会复查。对我来说，这就像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隔着桌子，田伟冬呷了口茶说道。

　　坐在法治周末记者眼前的这个人，干练、沉稳、机警，丝毫不像是铁窗里呆了17年的人。

　　田伟冬，39岁，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欢潭村人。1995年因涉嫌抢劫杀人被警方带走调查，曾被判死刑后改判死缓，今年1月11日刑满释放。

　　连日来，自称已经是合法公民的田伟冬，再次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有人拿他跟赵作海、佘祥林相提并论(注：赵、佘二人同样因杀人案被判刑，后因“被害人”突然出现得以平反)，原因是，17年前，田伟冬连同另外几人被指控的一起抢劫杀人案，真凶另有其人。2013年1月4日，浙江高院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复查。

　　迟到17年的真凶

　　1月19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发布了一条重磅级消息。

　　“有人爆料：杭州萧山，1995年一起抢劫杀人案，当时5名犯罪嫌疑人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一年前，现场血指纹对上另一人。现此人已抓获并交代，由市刑侦支队办理此案。”

　　当晚，浙江高院发布通报，证实了该条消息：“2012年公安部门在侦查其他案件中发现，1995年3月20日抢劫出租车司机案件的线索，认为可能对上述案件的判决有影响。”

　　前述的5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他们年龄相仿，都是萧山籍，其中3人还是同村人。

　　通报显示，1995年3月20日及8月12日，在萧山农垦一场16队四号桥南的机耕路、坎山镇青风加油站东侧路段，分别发生抢劫出租车司机并致出租车司机死亡的案件。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陈建阳、田伟冬等5人所为。其中，陈建阳、田伟冬还于1995年9月2日盗窃价值1600余元的财物。

　　杭州市检察院以陈建阳、田伟冬犯抢劫罪、盗窃罪，其余3人犯抢劫罪向杭州中院提起公诉后，1997年7月11日，杭州中院分别以抢劫罪判处陈建阳、田伟冬死刑，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两罪并罚执行死刑；以抢劫罪分别判处王建平死刑，朱又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田孝平无期徒刑。

　　事后，除了田孝平，其余4人均提起上诉。

　　1997年12月29日，浙江高院改判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3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核准朱又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经过多次减刑，就在5人即将刑满释放之际，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了新的线索，使得这起沉寂10多年的命案有了新的逆转。

　　据有关媒体报道，2012年春天，浙江警方在一次全省公安集中行动中，发现被通缉的在逃人员项某的指纹，意外地对上了1995年3月20日抢劫出租车司机案件的现场血指纹。

　　经过近10个月的追捕，2012年12月下旬，项某被杭州警方抓获。经侦查，项某已确认为1995年3月20日的真凶，陈建阳等人被排除在外。

　　目前，同是萧山籍的项某已被逮捕。

　　但是，陈建阳、田伟冬等人被指控的另一起1995年8月的抢劫杀人案，目前还未完全排除是他们所做。

　　为了了解真相，到达萧山后，法治周末记者辗转多地，找到了当年参与辩护的多名律师。从掌握到的相关材料上来看，案件存在诸多疑点。

　　刑讯下的“冤案”

　　1月24日上午，在萧山区太古广场A座大厦6楼，法治周末记者见到了曾参与一审辩护的律师王建军。

　　在接手田伟冬等人的案子时，王建军30岁出头，是萧山启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向记者回忆，对于当年的具体细节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是印象最深的是：“检察院指控的证据都是一些间接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据。”

　　记者在一份家属提供的一审法院刑事判决书上看到，检察机关出示了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有罪供述等作为证据。

　　根据判决书上的记载，发生在1995年3月20日的抢劫案，被害司机徐彩华的头部及颈部，受钝性暴力作用致使机械性窒息死亡。法院认定，田伟冬等人采用扼颈及石块猛击头部等手段，致其死亡。

　　另一起发生在1995年8月20日的抢劫案，被害司机陈金江系被人卡颈、勒颈及锐器刺伤腹部使肝破裂，引起机械性窒息，合并大失血死亡。法院认定，命案发生时，“王建平即持刀猛刺陈的腹部，陈建阳用携带的电线猛勒陈金江的颈部，田伟冬、田孝平则用手抓住陈金江的身体，致陈当场死亡”。

　　王建军对此表示异议的是，起诉书中并没有作案工具(比如尖刀)、现场指纹等直接证据。

　　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除了田孝平，其余4人均辩解自己未曾参与抢劫杀人，辩护人亦提出：“证据不充分，请法庭进一步查明后依法作出公正处理。”

　　针对田伟冬等人的辩解，一审法院认为：“经查均与事实不符，纯系推诿罪责之词，本院不予采信。”尤其是田伟冬，“归案后抗拒交代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极差”。

　　来自田伟冬本人对于17年前两起杀人案的答复是：“肯定没有。”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田伟冬却始终不愿意多谈过去的那段经历，“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百味杂陈”。

　　他表示：“我所面临的压力，不光是与你们谈谈的压力。我在等待一个时机，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不想多谈。”

　　在一个小时的采访中，田伟冬只告诉记者两件事情。第一，他是在浙江省第二监狱服刑的。第二，他是在萧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的。

　　至于治疗了什么，为什么会去治疗，田伟冬始终不愿回应。

　　外界普遍关心的是，田伟冬等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是否因为受到了刑讯逼供。

　　在记者的多次追问下，田伟冬表示，在接受警方调查阶段，他在医院做过一次小手术，但是没有住院。

　　“日期是1995年11月27日到30日之间。”随后，他又无所谓地耸耸肩笑了：“你是看不出来的。”

　　事后，法治周末记者辗转从知情人士处拿到几份当年的案件材料，即当时的判决书、上诉状、辩护词等。上诉状、辩护词等提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所谓的“小手术”，是指田伟冬在遭遇警方刑讯逼供之下咬断了舌头，被送至医院抢救，缝了5针。

　　曾参与辩护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告诉记者，除了田伟冬，当年受到指控的其余4人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都是打出来的”。其中，王建平右手食指被打成骨折。

　　二审宣判后，田伟冬、王建平的家属并未放弃，一直在积极地上访和申诉，所寄材料均石沉大海。

　　记者调查走访期间，朱又平的亲属告诉记者，朱又平在被抓前一年还获得过一次见义勇为奖，“是抓抢劫犯获得的见义勇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又平自己却成了“抢劫犯”，10多年来全家人一直在村里抬不起头。

　　纠问式庭审的恶果

　　如今，田伟冬等人的案子已复查多日，官方一直未公布新的进展。这让家属们心急如焚，也让公众心存疑惑：当年的“冤案”到底是谁办的？怎么办的？

　　法治周末记者来到萧山公安分局，以期了解案情，该局政治处副主任胡早玲表示，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好作出任何回应。

　　据媒体报道，该案当年一审的主审法官目前已升任杭州市某区法院的院长，当时杭州市检察院两名公诉人(代理检察员)，一个现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某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另一位是杭州中院的党组成员。

　　前述知情律师表示，参与前期侦办案件的民警涉及原城厢镇派出所、原萧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后期有杭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

　　今年1月4日，浙江高院决定对田伟冬等人抢劫、盗窃案立案复查，这起案件能否进入再审程序，目前还无法得知。

　　多名辩护律师向法治周末记者直言，这起17年前的“冤案”之所以会发生，要站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看待问题。

　　律师王建军告诉记者：“过去的庭审质证程序淡化，律师很少有机会说话。”

　　他坦言，过去的法庭庭审与现在庭审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庭审是纠问式，法官占主导地位，开庭的前半部分几乎都是审判长跟公诉人的事情。直到辩论环节，才轮得上律师登场。但是在辩论环节，律师也仅仅是宣读自己的辩护意见。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1996年，恰逢我国庭审制度变革，当年的刑事诉讼法有了重大的修订，引入了强烈的控辩对抗因子。至此，庭审才开始由纠问式转向控辩式。

　　以往的纠问式，审判长集侦查、控诉、审判职能于一身，不论是否有被害人或其他控告，根据职权主动追究犯罪，被告人是被审问、受追诉的对象。而控辩式则不同，用美国大法官杰克逊的话来说，就是“让双方打仗”，法官成了“裁决者”。

　　1997年1月1日，刑诉法第一次大修生效。修订后的刑诉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疑罪从无”原则作为一大亮点，蕴含了人权保障的进步理念。

　　但是，虽参加了有关新刑诉法的培训，也了解什么是疑罪从无原则，站在当时的环境下，王建军在参加辩护时，还是“不敢强硬地提出”。

　　田伟冬二审辩护律师辛本峰认为，这次错案不管是谁查出来，都是一次司法的进步。“自己敢于揭短，对公安来说也是好的。否则的话，他们内部就可以销掉，也死无对证了。”

　　有关法律界人士表示，相比于赵作海、佘祥林，田伟冬等人有着更幸运的成分。“前者是因为名义上的死者突然回来了，案件得以被动地重新复查，是自下而上的纠错。而后者不同，是公安内部发现线索后，产生的一次自上而下的纠错。”

　　杜绝刑讯才是根本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年田伟冬等人由死刑改为死缓，也颇费周折。

　　法治周末记者在浙江高院的判决书上看到，法院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陈建阳、田伟冬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分别结伙采用持械威胁或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以严惩。”

　　浙江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唯对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所犯的抢劫罪的量刑不当，应予改判。

　　至于改判的理由，判决书中唯一能找到的，就是“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

　　知情人士透露，浙江高院发现该案证据存在诸多疑点，最主要的是移送材料中没有指纹证据，依据“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了死缓。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疑罪从无”原则的产生背景是无罪推定原则，还有一个就是保障人权的原则，只要不能证明别人有罪的时候，就得假定别人是无罪的。

　　至于“疑罪从轻”，田文昌表示，这是一种折中的做法，“留有余地，既不敢判，也不敢放。”实际上，“疑罪”无非就是有罪或无罪的情况，在重罪与轻罪之间可以选择“疑罪从轻”，在罪于非罪之间选择“疑罪从轻”就是明显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原则并没有明确地落实到位，“疑罪从轻”的情况比较多。田文昌认为，究其原因是因为有罪推定观念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就是重刑思想依然难以改变。

　　纵观近几年来，不乏有冤假错案见诸报端。田文昌非常沉痛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希望通过一个个沉重的教训，敲响警钟，认识到这里面的问题。”

　　作为“中国刑辩第一人”，田文昌在刑辩实务中接触过不少因有罪推定导致刑讯逼供的案子。他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冤假错案中的非法取证，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刑讯逼供。”

　　2010年6月13日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的出台就是为了遏制刑讯逼供，但在实施上依然步履维艰。

　　“审讯时同步录音录像的问题、监所外提审的问题、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目前仅凭宣示性的口号，缺乏保障性条款，很难落地。”令田文昌忧心的是，刑讯逼供如果不能真正遏制住，冤假错案就永远消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