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军的blog

从良

“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我难以相信，这是出自“中国改革实验地的”的“先进经验”。对深圳市四大政法机关做出的《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专家、学者和广大网民都已谴责“践踏了宪法”，我就不再评论了。我只想说说正常上访渠道是什么？

我曾经在一家省级法制报社当了10年记者，虽然在我的多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教育“刁民”要走“正常上访渠道”，但在我的心里明白这条渠道是很难走通的，只有走“非正常上访渠道”才能避免被拖死在上访路上。深圳《通知》只对上访者的行为作了限制，但对接访者的“非正常接访”的行为却没有任何界定和约束处罚措施。正常上访得不到公正处理的时候怎么办？去找谁？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非正常上访渠道”就自然变成了“正常上访渠道”：一是闯美国大使馆，因外交无小事，你的问题就得到了重视，但闯大使馆的成功率比彩票中一等奖的几率还要低；二是通过“能人”的关系得到了国家总理的批示，但不要高兴，有时需要得到总理的第二次批示，甚至是第三次，才能证明你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

国人不会忘记夏家骏的故事。2004年1月14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夏家骏向国务院发出了政协委员专用的“反映社情民意函”，反映鸡西市政府拖欠形象工程款酿成农民工服毒自杀恶果的问题，被转到黑龙江后变成了“假问题”。2月16日，夏家骏给总理写信通过全国政协机要局，直送温家宝办公室，得到总理批示，黑龙江派出调查组调查了一周时间，写出14页调查报告向总理证明夏家骏反映的问题是假的。夏家骏战斗到底，经总理第三次批示，黑龙江省第三次下派检查组才证明夏家骏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2004年8月5日南方周末《黑龙江鸡西反复造假欺瞒中央温总理批示查真相》)。

只有中央领导批示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高社会成本”的个别现象。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腰庄乡冀家沟村农民遭遇乡村政权黑恶化、官矿勾结、暴力压制，连续“正常上访”四年，直到惊动中央某位领导才初步平息。但此事件前后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却难以计量。该村两名上访人被报复致死，四人因“闹事”被劳教，多人受伤，全村主要劳动力长年上访，仅今年4月就有150多人吃住北京半个月，总花费达20多万元。该县三次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专题研究；县公安局派人(多次出警60多人)三次到北京、一次到太原截访，并三次租用大型旅游客车，数十名“保安”随车；该乡原党委书记停职；19人的县工作组驻村10个月。此外，还牵涉了中央和省市20多个部门和单位领导的精力。(据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所谓的“正常上访渠道”就是一条弯路，甚至是一条“不归路”，因为秦香莲的举报信总是转到陈士美的手里。最近重庆打黑，原重庆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二处处长姜春艳也被打了进去，这还谈什么“正常上访渠道”！上海的民告官“钓鱼”案件，在人们法院没有一起胜诉的，只有靠网民起哄和“父母官”的人治才能解决问题。

“正常上访渠道”是什么？不是各级信访部门，不是“信访学习班”，不是劳教所，更不是精神病院，而是依法行政和依法办案。信访案件多数是涉法案件，依法行政和依法办案是息访的最好办法。我们知道，群众上访的主要问题，无非是两个，有冤无处申诉和举报腐败的地方干部。有冤可以向法院起诉，道理上完全不必上访的，事实是，很多的地方法院没有依法办事，办的是人情案和金钱案。群众控告地方干部，多是因为这些地方干部贪污挪用公款或村霸这一类的原因.而这些干部之所以敢这么无法无天，身后都可见金钱铺就的权力网背景，群众通过“正常渠道”很难告倒这些干部，因为很多检察院善于“选择办案”。

深圳市政法机关用禁止进京上访、劳教等维稳手段封杀、打压民众，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是开历史的倒车，是把“春天的故事”续写成“倒春寒”，势必激化市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制造更大隐患。如果我们不能在民众中树立对法律的信心，那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