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婷婷的blog

生产队长，是多大的官儿？如今，三十岁的小青年根本搞不清。他是农村合作化和公社化“大帮哄”时期的产物。

那时，农村的管理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能当上生产队长，确实是个美差事！用老百姓的话说，得根正苗红、祖上有德，才能干上这个角。

生产队长，是队里的一把手，很有实权。封建帝制时，朝廷最大的官儿是皇上。而生产队长，就是当地的小“土皇上”。一个几十户人家的生产队。队里的生产，社员的生活，都由生产队长统管。

当生产队长，必须具备相当的条件：出身贫下中农。三代历史清白。带领贫下中农，一心朴实地走集体化道路，不搞歪门邪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阶级敌人不心慈手软。如果这些条件都是响当当的，只是岳父家是地主成分，也不行。称之为：“被窝里搂着‘炸弹’，混线了”！这号人怎么能掌权？

生产队长这个官儿，是上挤（公社）下压（生产大队）的“豆饼官儿”，最不好干。见天和社员打交道，都在一个屯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老少爷们，沾亲带故，扯耳腮动，软了不是，硬了也不是。再说了，偌大一个生产队，瓜籽里嗑出个臭虫——啥仁（人）都有：老实巴交的、不惧硬的、磨道驴——听喝的、专找香悠的、爱耍嘴皮子干活胡弄的、见硬就回的、爱歇花工的……总之，无论是“龙”还是“熊”，都得让他们吃碗饭。

生产队长，是队里唯一的“脱产干部”。他虽然不干上趟子活，却非常辛苦。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星星尚未消失，生产队长就得起来，匆匆忙忙地扒了两碗饭，便马不停蹄地到队里敲钟。

“当——当——”清脆而又洪亮的钟声，划破了晨空的寂静，在小屯上空震荡，飞进每一个农家，它像出征的号角,男女社员听到钟声，拿起劳动工具，从小屯的前街、后街、东头西头，纷纷来到生产队。

这时，生产队长便开始调兵遣将、分工调配：出几台车，干什么活计；南大排出几副大犁；北三节由谁领工铲苞米；西短盘子出多少一线妇女薅谷苗；东大岗出多少劳力给葵花打丫子……积肥的、喂猪的、放牧的各执其任。一时间，队里的使役员（车老板）、领工员，男女社员，分头执行自己的职责。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奔赴劳动场地，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劳动。于是，田野里、乡道上、积肥场上，清脆的鞭哨声，吆牛喝马声，笑语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迷人的乐章。

各项农活安排好之后，生产队的大院子里才渐渐平静下来。这时生产队长便深入到各劳动场地，走走看看。是否有偷工减料和误工现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然后，便来到农田干大帮的社员中“查边儿”（即检查质量）。比如，春天刨楂子时，队长便在刨过的垅上检查质量：看看有没有“打楂管儿”的，有没有“连筋倒”的，有没有“大搬家”的……发现哪个社员劳动质量粗糙，便记下来当场宣布扣罚工分。这项工作要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然往往会产生观望和攀比。有时也因扣罚工分，社员和队长发生口角。这时，生产队长必须心里没私病，腰杆才能硬，说话才管用。否则，社员会不服你。队长常用一些“土政策”约束社员。并说“就这么整了，你愿上哪告上哪告去！”其实，都是给那些调皮捣蛋人订的，谁也告不出。

秋收季节，是队长最忙最累的时候。那时，生产队种着几百垧耕地，都是连片的玉米、高粱、谷子、糜子、大豆……没有任何机械，全靠队里几十个劳动力，挥镰收割。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在这关键时刻，生产队长必须亲自出马，率先垂范，带领社员投入一场紧张的夺粮大战。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常常是“三星”晌午下地，晚上看不见了才收工，别提多劳累了。“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队长的带领下，社员个个劲头十足，秋收进度快，质量好。割谷子是刀刀见血的活，手指肚磨破了，手上裂出了口子直淌血，可谁也不叫苦，不歇工，一干就是一个月。

当队长的最棘手和头疼的便是队里的“高草”和“二大爷”。这号人都是成分好的，不像地、富、反、坏那么好摆弄。不是找你队长的毛病，就是给你出“难题”。你又不能把他咋着，叫你伤透了脑筋。当队长的不敢得罪他们。整急眼了，他们可以到处造舆论，联合社员治理你，甚至把你推下台。所以，生产队长最惧怕他们。于是，就想方设法给他们安排好活儿：看青了，放马了，不出力气的零活了。为的是“和平共处”保住队长的官位。

多数社员都是听从队长的。因为大伙都知道：队长是全队的当家人，说了算，和他作对还有你的好？找你“小脚儿”你就受不了。有心眼的，谁不向队长“溜须”：逢年过节买两包果子、两包糖送到家，平时找队长到家整两菜，喝点小酒儿，办啥事就好说话儿，便宜事就能排上号。

当队长 的，香悠事也不少。队里的“伙食点”常年设在队长家。凡是上头来队里的包队干部，都在“伙食点”吃饭。那时白面少，社员每人每年只能分五十斤小麦，队长家的白面、豆油都比社员家多。那时，社员家家烧柴不足。冬天屋子冷，炕凉，年年春季到甸子上搂大耙。可队长家因为有伙食点，可以多分些烧柴。这些，如今看来不起眼的事，在当时那个穷困的年月，社员们看了都很眼热！

在那穷革命，富变修的年月，老八分，少八分，社员家家都一样，过着穷日子。记得有个年轻的队长，很有头脑。为了给社员增加收入，农闲时就组织社员，出车到城里拉脚挣钱。地里还种些甜菜等经济作物，干得红红火火。他干的那几年，哪年日值都在一元四五，很受社员拥护。

年终，分红时别提社员们多高兴了！生产队三间房子，挤满了人，都喜滋滋地等会计叫自己的名字。有领四百元的，有领三百元的。最多的领一千多元。那时，一千多元，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啊！可是，上头却说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搞的是资本主义歪门邪道，违背了“以粮为纲”方针，还说，拉脚把马拉瘦了，车拉旧了，人的思想拉生锈了，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公社宣布撤了他生产队长的职务。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帮哄”已濒临崩溃的边缘。生产队广种薄收，亩产只有二百多斤，社员的日子越过越穷。我们家所在的大队，有个小五对，社员干一天活，不但不挣钱，还要倒找五分钱。面对这种局面，谁还愿意当生产队长？有的即使当上队长，也没有长远思想，干一年就撂挑子。有的生产队，实在选不出队长，竟大伙轮流当队长。用社员的话说，就是“一茬庄稼，一茬干部”……

我是在农村合作化时期，吃苞米米查子，小米饭长大的。总也忘不了那个时期的生活，还有生产队长……

据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