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林的心灵家园

与大法官论辩贪污贿赂罪起刑点

文/刘植荣

2009年11月4日，中国新闻网转载《重庆晚报》刊文《最高法院副院长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罪起刑点》，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了，对贪官也该放宽了；中国的贪官太多，所以要提高起刑点，贪污受贿5000元不再追究。这样的观点如果出自贪官之口，这不足为奇，也不值得反驳，可这出自最高法院副院长之口，出自在中国排在前两三名的大法官之口，出自最顶尖的法律权威之口，这就不得不让人触目惊心，不得不让人和他理论理论了。我在此就挑战这个法律权威，和这个在中国数二数三的大法官论辩一番，也可在“中央一套”面对全国人民进行公开电视辩论。

张军大法官提出以上论点，不仅暴露了自己法律知识的肤浅，也在为贪污贿赂开脱罪责，为腐败分子大开绿灯，打击了人民对政府治理腐败的信心。这种“让贪官快，让百姓痛”的论调可以搞乱中国的法律秩序，可以让中国无公正、正义可寻。

张军大法官认为，贪污贿赂可以受惠于经济的发展。自1979年以来，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也就是贪污受贿多少法律该管）一次次提高：1979年《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数额，司法解释规定1000元为立案标准；1988年规定构成贪污罪、贿赂罪的数额一般为2000元。1997年通过的《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这位大法官说：“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几千万元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

呜呼，张军大法官认为“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几百万”对他也许不算大，对贪官也许不算大，可老百姓几辈子才能挣这么多钱呀？他说“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要提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要提高到多少，既然“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那就可能提高到几千万！这样，贪污贿赂在几千万以下的就不是犯罪，就可以光明正大、毫无顾忌地去贪污、去受贿。恐怕这样的法治思想在世界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位张军大法官还认为，惩办贪污受贿犯罪分子“不公正”。张大法官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我走访了这么多国家，第一次听一个大法官出来为犯罪分子含冤！真想不通，“贪污几万元，法院依法判处”这怎么就“缺乏社会公正性”了？难道让贪官逍遥法外就是对社会的公正？他说这话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贪官的立场上？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还是“最高贪官法院”的副院长？要知道，不惩处邪恶，就是践踏正义。贪污受贿几万不受追究就是对正义的践踏，是对人民的最大不公正。

盗窃犯逍遥法外的太多了，照他的逻辑，那对被判刑的盗窃犯也不公平，应该提高盗窃罪的起刑点，盗窃500元不应该追究，要提高到盗窃几百万元才立案。强奸犯也有很多逍遥法外的，照他的逻辑，那对被判刑的强奸罪也不公平，应该提高强奸的起刑点，强奸一个两个不应该追究，要提高到强奸N个女人才立案。杀人犯也有逍遥法外的，照他的逻辑，对被判刑的杀人犯也不公平，应该提高杀人罪的起刑点，杀一个两个不应该追究，要提高到杀N个人才立案。按照他的逻辑推论下去，可以看出这位大法官先生实在是有点“法盲”，真是无法无天，信口雌黄。

张大法官还认为，下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不是人的错误，而是法律的错误，应该修改法律。他说：有不少地方司法机关自行将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提高到了10000元、50000元，甚至更高，于是，他就认为应该修改法律，提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这位大法官发现下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的行为，不是积极去查办、惩处罪恶，而是要修改法律，让法律宽容人的罪恶。何等荒唐的逻辑！

其实，中国的《刑法》几次调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征点就是个错误。为什么在1979年以前腐败问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那时的法律严不能不说的一个原因。按照那时的法律，贪污受贿一元钱也属违法。世界反腐公约提出的对腐败“零容忍”，就是说在贪污上没有宽容的余地，贪污多、贪污少都是贪污，都损害了廉正，在“反贪”这个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绝对不能搞“五十步笑百步”。

举个例子，有一桶纯净水，向里面倒进一升粪水，我们说这桶水被污染了，不能喝了；向里面倒进一毫升粪水，我们也说这桶水被污染了，不能喝了。腐败也是，贪官贪污一元是贪污，贪污一个亿也是贪污。不能说贪污一元的是清官，贪污一个亿的是贪官。有今天的贪污一元，就有明天的贪污一个亿；今天的贪污一个亿，是昨天贪污一元的结果。这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在反腐败上宽容贪官，不但会使反腐败越反越腐败，使执政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也会“培养”出更多的大贪官。贪官之所以贪，是因为他有贪婪的思想意识，就像赌博一样，赢了一元后，还想赢一百元、一千元、一万元、一亿元。贪官也是，贪了一元后，还想贪一百元、一千元、一万元、一亿元。

“乱世用重典”是古今中外治理国家的良方妙药。有这样的例子，随地吐痰者被罚款5元，他掏出10元给卫生监督员，卫生监督元没有5元零钱找他，他说，不用找了，再吐一口痰就行了。如果随地吐痰罚1000元，那他还敢再吐一口吗？

为什么新加坡社会秩序井然、政府廉洁？那是因为他们不但在乱世，而是时时用重典。在地上扔一个烟头，他们要罚款1000新元。1994年，一美国青年在新加坡往别人汽车上涂鸦，被判4个月徒刑，3500新元罚款，笞6鞭。经克林顿总统再三求情，李光耀总理才给点面子，但只减了3鞭。新加坡能成为亚洲的“小龙”，是李光耀倡导用重典的功劳。他认为，人也是动物，当然具有动物的习性，必须严格管教。当他“随地拉屎撒尿”，不管多少，就要重打，这样他才知道不守规矩的代价。

可令人蹊跷的是，这位大法官只认为应该调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只字不提盗窃罪的起刑点。现行《刑法》盗窃罪起刑点是500元，他怎么不提“现在经济发展了，不应该再把偷500元认定为盗窃罪，盗窃罪起刑点应该提高到1000万元”？他怎么不提“有的盗窃500元被抓了，被判了，与那些没被抓的盗窃500元的小偷比较不公平，应该提高盗窃罪起刑点，提高到盗窃1000万立案”？

其实盗窃和贪污是同类性质的犯罪，都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在国外就是一个罪名，只是盗窃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要是百姓，而贪污受贿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是官员（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可以看出立法的不公，执法更不公！因为立法和执法的人都是官员，官员在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时，总设法让法律有利于“保全”自己，让法律给自己“网开一面”，这种思维倒也符合人的“趋利避害”这一本性。这就是同样性质的犯罪，起刑点差异这么大的原因。按照现行法律，现在已经是“官窃5000元才违法，民偷500元就违法。”这种严重的立法不公没有哪个大法官出来纠正，倒是出来个大法官提出要再提高“官窃”的起刑点，进一步加剧法律的不公，这怎么不让老百姓认为是“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

一些官员天天嚷嚷“官员的工资要和国际接轨”“房价要和国际接轨”。好的，我们现在也来接接轨，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中是怎么规定“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的量刑的。在法国，同一涉案数额，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对普通百姓高出40%到一倍，对司法人员的量刑要高出2.3—3倍。比如，普通百姓偷盗5000元被判处2年徒刑，那公务员贪污5000元就有可能被判处4年徒刑，从事司法工作的公务人员贪污5000元就有可能被判处6年的徒刑。道理很简单，这是明知故犯。在德国，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一倍。在加拿大，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0.4倍。即使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对公务员的量刑也比普通百姓重得多。

人们发现，中国每年有那么多官员出去考察，他们花费了纳税人那么多血汗钱，到外国就去比自己的待遇，考察回来就把自己的工资和国际接规了，可他们就不提人家百姓的工资和最低保障工资要高出我们十几倍，不提人家公务员的工资和普通百姓的工资大致相当，不提人家实行全民公费医疗，不提人家从幼儿园到大学免费义务教育，不提人家对超面积购房征收房产税，以此平抑房价，不提人家即使拿最低保障工资的人，6年也能买套四居室。

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对“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的量刑情况。《唐律》规定，监守自盗（官员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