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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革命：农民变成城市人(转）[2008/10/2 13:27:00|by:xinnongmin8899]
这几天，在市里上班的小王频繁给在京郊农村家中的父母打电话。让他们千万守好自己的宅基地，对于县里宣传的农转非绝对不要考虑。
而早在一年前，在中国市场经济嗅觉最敏锐的浙江，就有大批企业家来到当地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村干部。慈溪市有483名民营企业家担任村干部，其中143名任村支书，57名任村主任。浙江星月集团董事长担任永康市古山三村的支书，浙江巨星集团董事长是绍兴越城区东浦镇炬星村村支书，而温州很多企业目前已开始“转移厂房到农村、分解车间到村居、搬迁机器到农户”。
究竟是什么让小王担忧起老家的宅基地？又是什么让农村成了企业家眼中的香饽饽？原来这起源于前几天香港《大公报》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指出，《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列入将于10月份举行的中央重要会议的立法规划，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将会出现转折性变革。此次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关于现行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不同土地拥有统一使用权的体系，要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保为法定不动产，其转让过程也要按照不动产进行转让，而由此也将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法律体系。
在虎杰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张寅看来，这就是前一段一直在议论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首先意识到的就是房价会不会下跌。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罗松山告诉《北京科技报》，据国土部门的统计显示，目前农民的住房面积在200多亿平方米（约合0.3亿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面积是4亿亩，如果这些土地都进入房地产市场，就相当于在一杯牛奶中倒进一盆水，必然将稀释土地价格，并传导到房地产价格上来。著名学者易宪容则对《北京科技报》表示，如果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必将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可以预见未来的房价将直线下滑。
在张寅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益龙的眼中，对房地产的影响只是这一改革巨大影响波及的一个很小的方面，与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相比，房地产只是细枝末节。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根本原因是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古代，各级政府征收的苛捐杂税是农村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到辛亥革命后，在苛捐杂税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农业内部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核心就是土地的归属权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从完全的农业社会向半工半农的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国家的管理阶层进入了城市，但在农村还有庞大的人口，于是就形成了依靠农村来补贴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
1978年，国家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当时的土地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谈不上什么战略决策。农业的出路在于集约化，没有机械化是谈不上规模产出的。把土地都分成小块承包给个人，拖拉机刚启动就跑到地边了，怎么能机械化呢？所以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把大块土地切割成小块发包出去，只能说明生产力倒退得极为严重，不是代表更高的生产力。
张寅指出，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大量农业人口涌进城市，城市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必然会侵占部分农村土地。尽管这几年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削减农业税，但是这些政策只解决了农民的税赋问题，农民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城乡平等关系仍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解决。
在广大农村，医院、教育、公路等公共投入仍然不够。由于工业代表GDP具有天然的强势地位，所以作为现代大工业的代表，城市的扩张就在所难免。扩张就需要土地，因此农村的城市化就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更得不到对应的经济补偿。虽然进入城市的工作门槛并不高，但城市居住门槛却很高。
由于没有社保，来到城市的农民很难长期居住下去，不可能成为城市居民；同时在城市扩张中，这些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也无法再回到农民的角色。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种矛盾越来越大，流民就出现了。如何安置这些流民？也许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政府直接掏钱把他们养起来，再一个就是给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一定的土地补偿。
陆益龙说，农村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许多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看起来很先进、很合理的制度已经不适应今天农村的发展了。下一步肯定要有大的动作，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农村不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打折扣。
目前，解决的办法有三个：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在这三个办法中，劳动力市场比较好解决，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已经不存在城乡的差别，大多数企业都采取合同制，农村户口与非农户口一样可以通过应聘找到工作。
而前两个问题把中国分成了城市和农村，居住在城市的人能享受到国家福利，居住在农村的人却要为这些买单。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由于没有城市户口本，就领不到粮票、布票、油票，与城市居民差距十分巨大。
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计划经济票证时代的取消，户籍制度才变得不太重要。但改革开放后，土地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许多地方就成了村干部所有制，广大农民只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失去了土地所有权和收益权。当城市居民可以进行房产买卖时，农民却守着土地挣不到钱。
前一段国土资源部发文，规定城市居民不能到农村买房子，这也限制了农村发展的资金来源。所以从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打破城乡差别、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权利、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角度看，只有土地制度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土地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面积大概一半对一半。集体所有土地又按用途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按照我国现行法律，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不得出租、转让用于非农建设。其意图当然是为了管制集体土地流入市场，从善意的角度理解，是为了避免出现失控对农村稳定造成冲击，但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集体土地对国有土地形成竞争。
而由于《宪法》中公有制不能更改，所有这次改革是在保持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即所有权人仍是村集体），使用权有偿流转。因此不是土地私有化。而且这种放开，理论上对粮食生产安全也不会有影响，因为农用地没有放开。
正因为如此，这次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意义十分重大。用张寅的话来说：“这是中国自工业化以来第一次深入地直面农村土地问题，将开启解决农民身份问题和城乡一体化的序幕，打响了新土地革命的发令枪。”
张寅认为，这次改革将首先解决效率问题，中国虽然是大国，但农业生产效率并不高。这主要是由于农民散居等造成的。中国拥有众多的自然村，而且分布十分分散，每个自然村的人口都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从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就可以看出，由于自然村众多且分散，使救援力量很难迅速投送到灾区，食品、药品等救灾物资也很难配送，使抢险救灾效率大大降低。
同样，由于农民散居，在农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上一般都是散种、散养。而现代农业强调机械化、集约化，散种、散养不但不利于机械化作业和集约化生产，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上效率也很低。表现在：尽管中国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居世界最高水平，但玉米、小麦等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就很难再提高。而这一切，只能通过农村土地集中化才能解决。农村土地流转将减少农村人口总量的问题与保持可耕地面积的需要紧密地捆绑起来。效率问题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此外，农村土地流转改革还解决了公平问题，保持农村稳定。在中国这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村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近一段时期，群体性暴力冲突事件大部分来自农村。这既与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村问题时的角色定位不准确有关，同时也与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农民缺乏财产性收入有关。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而农村土地流转改革使农民在拥有使用权的基础上获得了土地的收益权，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将有助于农村稳定。
对此，陆益龙指出，农民只要有了土地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就会解决农村经济落后状况。比如现在北京周边一些农村地区搞小产权房，当地农村就富起来了。同时，改革还会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之前投资三农都是靠财政拨款，社会资金几乎没有进入，这次土改给了社会闲散资金又一个广阔的空间。农村建设用地如果建了商品房，那开发商势必还要帮着进行周边配套开发，这样一来，政府什么钱都不花就可以把农村开发起来了。
随着机械化、集约化农业的出现，村级居住点逐渐会被撤消，大量扩建小型城市，把农民集中到小型城市内，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缓解城市拥挤，而且会导致户籍制度的改革。通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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