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

       我们几个都是前往北京的乘客，无聊中就很随便的聊了起来。聊到国家发展，其中一个北京劳动局的人（看着像领导，且叫他“北导”吧）说：现在的老百姓整天就知道骂政府，他们不知道政府有多努力。

       我接住话茬：那是因为老百姓有怨气，他们才骂的。

       哇！没想到，我的这句话竟然成了众矢之的，旁边的一个老头（山东某地税局的领导，且叫他“东导”吧）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姐妹（兰州某国税局的，且叫她“兰导吧”）都向我开炮：他们有什么怨气？日子过的那么好还不满足，还骂政府？他们有什么怨气啊？我们才有怨气呢！

       我解释：如果富的不要太富，穷的不要太穷，贫富差距没那么大，骂的人不就少了！

       北导有点恼羞成怒：什么叫贫富差距？改革开放多少年了？那时候机会均等，为什么别人富了，你们没有，这只能证明你们没能耐，不能怪政府！

       我在心里（靠）：农民没富是农民的错吗？政府都把资源给谁了？农民有多少机会能得到发展的资源？

       兰导：现在国家每年对农民有那么多的补贴，你们农民最实惠了，其实最亏的就是我们这些公务员。其他几个导连声附和：就是，就是。政府对你们多好啊，政府已经很努力了。

       我开始有点生气：我知道国家很努力，对农村也有补贴，但你知道真正到农民手里的有多少吗？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55块钱的补贴，你说，55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农民现在一亩地一年补贴六七十块钱。而在取消农业税之前，我们每年每亩交公粮和农业税达三四百块之多。在那时，三四百块钱意味着什么？我们辛辛苦苦一年干到头，除了一家人能吃饱之外，手里一分富余的钱也没有，农民的粮食也都送给城里人吃了。农民现在拿到这点补贴你们都看到了，农民受的苦，你们就看不见！

       东导：你们过的不好，只能怪你们自己没文化，没胆量。我看到有些农民到乡政府办事，进门连话都说不利落，有的唯唯诺诺的嗯、嗯……都不敢说话。

       此时的我有点发怒：你说农民为什么到了政府就不敢说话了？你政府多强势啊，农民不是怕你们吗！农民没文化是他们的错吗？是他们不想读书，不想有文化吗？他们说话政府把他们当回事吗？

       北导说：他们不拿你们当回事，你就去告他们啊，谁不拿你当回事，你就告谁。上面有好政策，他们不会用，又不敢告，他们没有法律意识，是法盲，怪谁？

       我愤怒了：他们不懂法是他们的错吗？上面下来什么红头文件、黑头文件都被地方政府锁在柜子里，没有人向农民宣传，农民怎么知道有新的政策？普法是谁的责任？是不是政府？其实，政府最怕农民懂法，农民都懂法了，就不好管理了！

       兰导：我也认为政府不给你办事，你就去告，要不你就想别的办法。比如有一次我去办身份证，派出所把我的资料弄丢了，就天天给我推脱，后来我急了，说今天再不给办，我就把报社的记者找来，当天就给我办了。你们为什么不知道想办法呢？

       我问兰导：你们敢说找记者，也能找到记者。记者听农民的吗？农民有这个底气吗？没有。你们动不动就说去告、告、告，自古以来，民告官有几个能告赢的？我打的几起官司就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那些法官就知道跟我吃拿卡要。农民打不起官司，也不敢打官司，农民没钱。

       一个自己说是在农村长大，父母还在农村的30来岁的男人说：你看人家华西村多富，人家也是农民。

       我指着车窗外戈壁上贫瘠荒凉的村落，生气问：中国有几个华西村？你有本事把这里发展成华西村吗？

       北导立马接茬：这样的地方肯定发展不了，所以才有城乡差距啊！

       我说：差距肯定有，有差距也很正常，但政府应该想办法缩小差距，而不是让差距越拉越大！

       北导说：我觉得现在就很好，而且，会越来越好，我很满意！

      我们如此的话不投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公务员，端着金饭碗，我们是普通的百姓，没有可靠的社会保障，所以，我们永远是两个阶级的群体，两个没有语言共性的群体。

       为什么老百姓有怨气，骂政府？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严重的造成了两极分化。城市人工作到老有退休金和各种保险，农民也干了一辈子，甚至更辛苦，到老了却什么都没有，这公平吗？面对老百姓的骂潮，政府官员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反思和检讨，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让老百姓过的轻松、富足，而不是站在对立面批评指责老百姓无知、无能。否则，只会引起老百姓的公愤！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谁骂农民，谁就是在跟我作对，我就会跟谁急！

      申明：政府官员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好人，我们只和那些不作为的政府官员进行辩解，对批评和指责老百姓无知无能的官员问责，大家最好不要用词过激，免得伤及无辜。也请公务员、或家有公务员的朋友不要对号入座，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