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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出高粱地》：我的家庭[2007/5/13 18:48:00|by:mengyanjun]
我的出生地座落在冀南平原上的临西县，虽然偏僻而普通，却有个诗一般的名字——马兰村。据志书记载：明代以前，原有万姓居此。明初，魏姓始祖由山西洪洞县诏迁至此，因祖上喜种马兰花，在村中植马兰花数株，取村名马兰。另据马兰村孟姓《孟子世家流寓支谱》载，孟姓由山东邹县迁来，先落居今临西县仓上村，明初迁居此村。孟氏62代祖宏升公，在原籍以贩马为业，明永乐年间，战火熄后，迁居此地，仍承祖业，渐至发达。后因孟姓人丁兴旺，别姓又尊重大思想家、教育家孟子，且旧时兄弟姐妹排行亦用孟、仲、叔、季为序，把孟称作老大，故取名孟家集。再后，孟姓、魏姓、李姓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为淡化家族观念，因孟姓建有大规模马栏，为示纪念，取村名马栏，后族人共议，村名雅化为马兰。
说起我的家乡，就不能不提红高粱，因为我小时候天天喝高粱面粥，顿顿吃高粱面窝头。而说起红高粱，就不能不提那位曾红极一时的全国劳动模范、中共中央委员、女省委书记吕玉兰。1960年，当选为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的吕玉兰，为了解决全村人的温饱问题，选择了较为高产的高粱进行大面积种植，经过5年的努力，人民生活条件终于有了初步改善。70年代初，吕玉兰走上临西县委书记的岗位，面对有人外出乞讨的贫困局面，她又号召全县大种高粱。
六七十年代的生产条件落后，土壤贫瘠，惟有高粱耐瘠薄、耐盐碱、易管理，旱涝都能保收成，但适口性差。有人就编了句顺口溜：
“高粱窝窝难下咽，拔干拔的难大便。”
为了夸张，还有人说：
“人吃高粱尿红泡，猪吃高粱不长膘。”
1972年9月，临西县在东留善固村召开高粱新品种推广现场会。会前，吕玉兰拿来几个红高粱面窝头，放在桌子上。几位县、社领导就大声议论起来：
“这玩意儿就是好吃，白面馍馍也不如它！”
吕玉兰问当时在县医院工作的大会保健医生王大夫：
“王大夫，你有什么看法？”
“不好吃，这么涩，谁愿意吃它！”王大夫摇着头道。
吕玉兰站起来大声说：
“听到没有，你们这些当干部的还不如一个医生敢讲真话！说实在的，我也不愿意吃高粱，可问题是有人连这个也不够吃的。等将来富裕了，咱谁也不吃高粱了！”
红高粱简直让我们吃腻味了，作为“又红又专”年代的红高粱，确实救了许多人的命。六七十年代我在村里经常看到擓篮要饭的人，但都不是我们临西县的。大种高粱时期的临西，和红旗漫卷、上下一片红的全国形势互相辉映，那真是红透了。在不产甘蔗的北方，惟一使我怀念的，是那种杂交多穗高粱和糖高粱的秫秸秆，比蜜还甜！
我的家庭，可以说世代务农，祖上几辈人都只会扛锄头、种庄稼，且生活贫困。爷爷虽然当过土干部，也只会念几个字。爷爷和奶奶就靠两间小西屋，为我的大爷、爹爹和叔叔娶了3房媳妇。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子女婚配不太注重财产，一是看出身，是地主富农，还是贫农下中农，二是看人性强不强。
1966年春，爹和娘结婚的第三天，就下起了毛毛细雨。春雨绵绵，把人浇了个透心凉。高粱秸铺成的房顶，一根像样儿的椽子都没有，嘀嘀嗒嗒漏起雨来，连睡觉的地方都保不住，爹娘只好头顶一块黑塑料布，在一个墙角处休息。结婚时借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第二天就还给了人家。当时因为没分家另过，锅碗瓢勺什么都没有。被面是自家织的土布，用红胶泥砸的颜色，还算新的，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里面的陈旧套子却不知用过多少年了。现在，洞房里就剩下夫妻俩、一床被子、一张破席和一个带豁子的盛高粱面的瓦缸了。
爷爷在3间正房土屋里住，他看看窗外的天，叹了口气对奶奶说：
“二小（我爹行二，家乡人俗称二小——作者注）家不会闹事吧？”
奶奶说：
“我去瞅瞅！”
奶奶披块头巾，来到西屋窗前，听到爹娘正在唱学习吕玉兰的歌曲《歌赞党的好支书》：
不怕风吹浪打，
不怕飞石走沙。
主席著作是指南，
广阔天地把根扎。
……
于是，奶奶就乐不可支地去给爷爷汇报：
“小金（这是我娘的小名，成立人民公社后起了大名叫夏明兰——作者注）不是爱富嫌穷的人，庆雨（我爹的大名——作者注）他俩弄不了事！”
当时，临西县刚由山东临清市划归河北省邢台地区，在离我们马兰村西南七八公里的下堡寺公社东留善固村，出了个了不起的全国女劳动模范吕玉兰，13岁读高小时就立下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14岁毕业回到村里，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岁就当上了村支书。吕玉兰能吃苦，敢拼命，干起活来像男子汉一样有力气，通过植树造林，平整土丘，终于锁住了风沙，粮棉产量逐年上升。
我爹在队里是劳动能手，别看个头儿不高，在海河治理工地上摔跤，三四个人也扳不倒他。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国家领导人中有个小个子，论起本领可都得服他！”
别人摇摇头说：
“你怎么能跟邓小平比呢？大话大话！”
1958年，吕玉兰在西高尔庄村办起“红专”农业大学，我爹还是学校的优秀学生呢！
我娘的娘家是豆庄村，在马兰村南1公里地。娘姊妹10个，她是老大姐。因为人多负担重，没念一天书，从小就下地了。她是姚楼公社的劳动模范，也是“花木兰队”、“穆桂英排”的骨干，每年都能获得上级发给的奖状和铁锨、毛巾等奖品。
爹和娘结婚后，都表决心要向吕玉兰学习，争当先进，晚生孩子。这可急坏了奶奶和爷爷，他们想抱孙子，还以为我娘不能生育呢！因此，娘结婚两年后才生下我。
有人说我娘命苦，也有人说我爹不该打光棍儿。他们结婚没半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曾在抗战时期做地下工作，当村长时又得罪过几个地痞流氓的爷爷，被造反派打成了“黑特务”。于是，游街、揪斗、蹲牛棚，受尽了折磨。
在村民的记忆里，我爷爷是个党性特别强的好同志。他被打成右派，除了当村长刚正不阿，得罪了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民国时期，马兰村的大财主孟达三当了国民党临清县第九区区长，他人富心不黑，常常散财济贫，在当地老百姓中人缘颇好，堪称“及时雨”。爷爷在济南市供销社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时，孟达三已升为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常驻泉城济南。二位好友交往多年，情深意厚，每每谈到国共两党不能并肩作战，创建中华伟业，就感慨万千，忧虑满怀。一天深夜，孟达三突然找到我爷爷说：
“占魁（爷爷的化名，本名叫孟宪贵——作者注），我要跟随蒋总统去台湾，我实在舍不得你，干脆跟我走吧！”
爷爷斩钉截铁地拒绝说：
“我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咱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儿，你就死了那条心吧！”
孟达三哭了：
“难道国民党不好吗？”
爷爷安慰他：
“不是国民党不好，是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和共产党闹分裂，挑起内战，屠杀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激起了民愤。你也是国民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老百姓还是称赞你的！”
这件事情，在济南党组织中传为美谈，人们都说我爷爷立场坚定，对党外人士的团结和稳定工作做得好。可历史的车轮滚到了1966年，爷爷和孟达三的那段交往史，却被个别人当成了小辫，揪住不放。
爷爷的“罪行”，株连到了全家。爷爷的子孙，便成了“黑特务”的后代。大爷曾被造反派摁倒在村南坑边的井台上，从那棵3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柳树上砍下棍棒，然后蒙上大爷的眼，六七个人轮番抽打，茶碗口粗的柳棍就打断了3根。大爷被打得皮开肉绽，几乎别世。爹和叔被揪到群众大会上挨批斗，细铁丝拴着土坯，挂在脖子上，直勒得鲜血如注，也不能抬一下头、直一下腰。二姑家的大表哥立志从军，报效祖国，却被打得卧床数月。那时，如果家庭成分不好，人就不叫人了，被唤作“牛鬼蛇神”。
突然的变故，使娘觉得矮人三分，再也活泼不起来。有人劝娘跟爹离婚，有人给娘介绍了个当官的大龄青年，娘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娘是个坚强的人，她要用并不强壮的身体来承受这生活和精神双重的压力。
孩子毕竟是孩子，天性爱玩。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小小的我仍然玩出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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