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君

1979年至1985年间，我投稿347次，共收到两封退稿信。第一次是《语文报》退还的《今文古译学习文言文初探》，第二次是《邢台日报》退还的小说《父与子》。
1985年5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向农业中学男生宿舍走去，张贵锋从后面追了上来，还大声地喊叫着：
“繁猛，《农村青年》给你邮来一个大信封，牛皮纸的！”
“嗖，嗖，嗖！”寝室里的男生像一发发炮弹射了出来，眨眼间在院里围了一大群，纷纷嚷道：
“看看里边是啥？”
我的心跳声，同学们仿佛都听得见。我颤动着手一点一点撕开了信封，里面是1985年7—8月（第四期）的《农村青年》杂志。大家的眼睛都瞪圆了，见目录上并没有所料想的结果，便随着我一页一页翻动杂志而上下左右转动着眼珠。终于，在53页上的《酸枣刺》栏目里，发现了铅印的“孟繁猛”3个5号黑体字。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二里》，内文如下：

父亲：你说你们学校的钟，打一下声音能传出一里地。打两下呢？
儿子：当然是二里地啦！

“嗷──，发表了，发表了──”同学们一齐欢呼。
眨眼之间，我发表作品的消息像无线电波传遍了全校。
寝室里，我激动地坐在自己的铺板上，捧着那本杂志，看了一遍又一遍。
男生，女生，一班的，二班的，还有老师和职工，这一批人刚出了我们寝室，又来了另一批。人们瞪大眼睛，张大着嘴，看到杂志上我的“大名”就像拜会了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1）班有位男生想从我手中拿过杂志看个究竟，被李宗成一伸手“啪”地打了回去：
“别动，你的手干净不干净！”
正在我被围观多时，坐得腰酸腚麻时，燕老师从窗外敲敲玻璃说：
“繁猛，你到校长室去一下！”
我跟着燕老师来到校长室，贾校长、戴主任连忙笑容可掬地站起来说：
“这位就是孟繁猛同学？快坐快坐！你发表的文章叫我们看看！”
燕老师像古代皇朝金殿上的执勤官，从我手里取过杂志，恭敬地上呈给校长。
贾校长看看杂志上的名字，看看我，再看看名字，又看看我，说：
“繁猛同学，你发表了文章，是咱们整个农中的光荣。希望你要多写文章，多发表文章。燕老师，他学习成绩不错吧？”
戴主任接过话茬说：
“这个孩子很耿直，显得有点自以为是，不太听话。不过许多文人也都是这样。也许，他考大学没希望，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造就呢！”
“好，我同意戴主任的看法，咱们农中不但要出大学生，还要出作家。希望繁猛同学不要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贾校长语重心长地说。
虽然燕老师对我很支持，但许多老师很是不服：
“孟繁猛的劲用不到正事上，搞邪门偏科倒有一套。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是分数算，能考上大学才叫成功。”
然而，自从我发表了文章，受到校长的表扬后，其他老师看着我也顺眼了。他们在议论：也许我姓孟的是块作家的料。
半月后，我收到一张5元钱的汇款通知单，附言栏里盖着红色的“稿酬”字样。二三十个字就挣了5块钱，同学们没有一个不羡慕的。
那个星期天，我回到了家。繁刚高兴地举着《农村青年》杂志告诉邻居一位长辈：
“你快看看，这是繁猛哥写的，发表了，还印着他的名字呢！”
那人也是高中毕业生，在小村里也算个文化人。只见他瞪大两个眼珠子，仔细地瞅了瞅我的名字，“啪”地将杂志甩到桌子上，把脖子一拧说：
“哼，全国重名重姓的人海了去了，咋会是他呢！咱村的孟繁猛呀，恐怕一辈子也上不了书！”
听了这话，我气得全身直抖，但我仍然暗自镇定，没有显出痛苦和不满。繁刚则不知所措地看看那人又看看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等那人走远了，我和小刚一齐向地上吐了口唾沫：
“呸！”
我对小刚说：
“他看不起咱，咱非得长长志气！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时代了，咱也不是黑特务后代了。”
我们向小刚家走去。当初爷爷奶奶就住在这所院子里，如今，他们已先后去世。奶奶去世时我才7岁，当时我正在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蹲墙角。娘怕3岁的弟弟害怕，让我带他去了豆庄村的姥娘家。两天后，我们回来时奶奶已经永远地去了村西的地下。在我的印象里，奶奶四方大脸，高高的个头，满头的银发，拄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还“哼，哼”地喘息。爷爷年轻时在济南工作，一年在家里住不了多长时间，奶奶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了6个孩子。爷爷退休回家时间不长，又赶上了“文革”，整日挨批挨斗，回到家就冲奶奶和孩子们出气。奶奶尽管偷偷流泪，仍然常和人们开玩笑。奶奶是出名的老实人。
爷爷的人生暮年有两件事令我难以忘怀。1981年，爷爷做地下党工作所在单位济南市供销社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说是要补发爷爷多年的工资，并发给3000元退休金。爷爷对我们说：
“我是党员，咱们的国家还很穷，我决不能接受国家的钱！”
最后，济南供销社只好每月寄给爷爷12元的津贴。
第二件事是1982年间发生的。济南供销社见我爷爷不肯接受退休金，便研究决定让他的后代去接班。爷爷毅然以一个党的老干部的身份谢绝了国家的照顾，并希望在他死后家里人不要以他的名义向国家提任何条件。1983年端阳节，爷爷和我们永别了。
虽然我对爷爷生前的事情大都是从大人那里听来的，但他的光辉形象又从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影响上得到再现。就像爹因公铡去手指之事，距今20多年，爹一直没向队里村里开口索要1分钱，手还没好，便去为集体站岗“护青”，手稍好些，就自告奋勇当上了饲养员。有人说爹憨，爹则对我们说：
“小小他爷爷当过村长，干过地下工作，挂过好几回彩，被冤枉了10年，受了10年皮肉苦，还不要国家的钱，我这点事算什么！我要是给村里添麻烦，他爷爷教育俺的那些话算白费了。”
我和小刚走进北屋，掏出书本，准备做作业。我看着土炕，又想起了爷爷。在那些挨批斗的日子里，爷爷心情很差，经常对着家里人出气。一天黄昏，我放了学，来到爷爷房里，看到微弱的油灯前，大爷、爹和叔叔站成一排，正被爷爷骂得不敢吭声。等爷爷一骂完，我就大胆地说：
“爷爷，老师说我们要多向老年人学习，我可不愿意学习骂人！”
大爷他们三个吓坏了，不住地偷看我和爷爷。爷爷却没再说一句话，低下头想什么。从此，爷爷一直到去世，再没骂过一个人。
有年冬天，爷爷看到我光脚穿鞋，知道穿不起袜子，就把我喊到他的房里，从箱底拿出一双袜子送给了我。他只能偷着给，因为孙子孙女多，不可能每人都分到。我很怀念爷爷，他的确是个好人。虽然他因为政治运动给家庭带来过灾难，直到现在还有人看不起他的后代。
小刚见我老是愣着，便问：
“还为刚才的事生气？都怪我，不该让他看《农村青年》。咱们农村就是落后，经济上贫穷，思想上愚昧，你发表了他嫉妒你。要想在农村干一番事业就是不容易。”
“小刚，”我笑着一拍大腿，“你瞧着吧，我坚决当上作家，让他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别人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非要把墙撞个窟窿！”
我又问小刚将来当什么，他说：
“文武双全才好呢！你当文的，我当武的，考不上学就去当兵，以后当个军官。让看不起咱的人瞧瞧！”
我们勾勾手，表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可以说，小品文发表引起的风波，坚定了我为文学奋斗一生的意志。于是，便有了至今仍被家乡人啧啧称道的那个故事：骑自行车100多公里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