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空间

友谊爆燃的生命火花

友谊，它的概念很抽象，但我和几位老友无意中搭建的友谊，远远超出了我的所望，直到最后，居然以生命的火花验证了她的纯洁与深厚，远远超越了什么刎颈之交，管鲍之交的真诚。

1、探望与话别

我在职时，和老局长袁树启除几次工作接触之外，多年沒有任何个人交往。我们的直接交往是在我们退休之后，一次在我们小区门口偶然相遇，我约他到家歇了一会儿。那时我住的还是50平米的瓦房独院，室内狭窄，低暗。在我的陋室，他没有坐，我给他倒水，他也没有接，他只是站着在我的书桌上翻看我的几篇文稿和狼藉的笔纸。之后淡淡地说“退下来了也还挺忙啊！”

他坐下，和我聊起了老师们的退休生活，然后拿了我写的关于古体诗格律的笔记，说拿回去复印一下，让几位老伙计看看，都学学，比“整天傻傻地呆着”有意思。

从此我们的联系便多了起来，且感情很融洽，之后他还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和指导，帮我做了很多我自己根本做不了的事情。

只可惜，这样的友好相处，仅仅六七年的时间，他就一病不起了。我听人说，老领导患的“脑萎缩”，痴呆了。我特地骑车去看望了他一次。

当时，他的老伴杨老师在客厅独坐。我怕吵扰老领导，说话很轻。但杨老师根本没有避讳。她对我说：“没事，傻了，听不见，不认人儿，我们自家人也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们说了沒几句，老局长忽然拄着拐杖从卧室出来了。他的老伴立刻感到莫大的惊诧。连说“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局长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和平常一样，对老伴说：“我听着是老张来了，给他倒杯水。”他接着转向我，说“不行了，想到那边去了。”

我笑着说：“还早呢，那可不行，还有这些老伙计们呢，不想吗？”

接着换了话题。他问我有新作吗，我说写了两首诗，等他好了给我看看。

他说：“你比我强，脑子好，我完了。”还嘱咐我：“坚持写点吧，活动活动脑子。”他的思维、说话完全一副健康的神态。

大约二几十分钟后，他的话渐渐少了，表情也显得迟滞。他稍停了一下说：“对不起，你歇着，我回去了。”

我扶他起身回卧室，又安慰了他几句，他已不再说话，而且好像全忘了我们刚才的情景。他躺下，我向他告别，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次探望成了我们最后的话别。我们谈话的余热还沒有退去，一个多月后他真的去了“那边”。

2、令人泪目的“辞行”

我和奎生同岁，也是同乡，都是老师。但他多年在外村任教，并担任领导，小学、中学我们也不同学，所以我们集中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仅仅是在教育界公办教师回大队的那几年。

老师们回大队时，他们一块儿回村的老师共6人，5位共产党员，其中有国家优秀园丁，还有模范教师。张老师继续担任学校领导。他凭着多年的领导才能，稳稳地掌握着我村学校这块教育阵地，保证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文革中，我们学校没有停过课，老师们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尽管老师们各自家庭所在红卫兵派系不同，但工作中没有一点派别的痕迹。从而使我村教育呈现了一个“鼎盛时期”。

那时我还是民办，张老师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尊重和关怀。后来他调教育局，我也转正调城里工作。直到退休，我们依然保持了真诚的情谊。

我们退休后，他帮孩子们操持事业，到生命的晚期，我们才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但都是在大街上。他经常在小吃摊儿买吃的，买了就走，从不逗留。饭后就领着老伴儿在马路便道慢步。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老伴儿已经痴呆，出门找不到家，必须他跟随陪伴。

在几次说话中看得出，他的身心很累了，累得叫人心疼又无奈。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情谊。

4年前一个早春的上午，他提着一兜鸡蛋，扯着他的老伴儿来到我家。他像打招呼似的，进门先说想我，特来看看。我一时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坐了大约多半个小时，主要是他说话，多是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那几年。他说，很想念那一班人，虽然环境复杂，但大家毫无闲隙，团结一致，保证了咱们村的正常教学，是很难得的一个团队。也说了些赞赏我的话，说我实在，厚道，学业、事业、家业都有成就。我也说和他共事，心里有底儿，踏实。

我一直担心他累，尤其看着他的老伴儿神情很呆滞，知道他不能久坐。所以他要走，我没有执意拦他。我送他们下楼，嘱咐他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他才说：“我倒没事，肺里有点水儿，抽出来了。就是她呗，丢下她不放心。”“肺里有点水儿”和“丢下她不放心”，听着很平常，但我的心里陡然潜生了一个十分不祥的预感。

这年夏天，我和一位老同事闲坐，他对我说没奎生了。我非常吃惊地说：“你听错了吧，我一点儿没听说。”但我还是不放心，我立刻给我的弟弟打电话，问奎生的消息。电话里，老弟显然迟疑了一下才说：“没事。你身体不好，不知道的事就别打听，也别多想了。”我愈加不放心，回家又给孩子打电话询问。女儿说：“快俩月了，我叔叔怕你太吃心，不让告诉你，你就别想这事了。”

我推算了一下老朋友去世的时间，就是距离他来看我之后的两个多月。我也意识到，他就是被肺里那点“水儿”吞噬了老命。他来时心里已经有了预感，是特意来向我“辞行”的。于是他和他老伴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一位已经看见生命尽头的80多岁的老人，为了我们的友谊，不顾年老和病痛，一手提着鸡蛋，一手扯着痴呆的老伴儿，蹒跚几百米，横穿几条马路，又艰难爬上我家楼梯的40多级台阶……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3、一次临终的教诲

王敬学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界老领导，作家，戏剧家。

我们住得很近，也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同学，但因为职业不同，几十年没有在一起，只是退休后在县的文化活动中，才有几次对面交谈的机会。一次是他约我观看他自编自导的小品剧彩排，观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或者叫“剧评”吧，拿去请他看看。刚进屋他很热情，但我说明来意后，拿出文稿给他，他竟然没有接，也没理会。然后显得很郑重，说：“写这类文章要体现自己的感情和认识，要说真话，讲真理，不要看着作者的脸色说话，这样作者才能听到，看到真正的声音和价值。”

几天后，稿件在报纸发表，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了电话，电话中告诉我，说评论到位，深刻，表达了他的感情和价值。

第二次交谈就大不相同了。我学写了一篇小小说，又拿去请他指导。他认真地看后，直说：“是一篇小说，主题也鲜明，就是缺乏生动深刻的社会大主题，只是一些表面现象的表述。”还对我讲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含义。

后来他搬家了，和我隔开了好几趟大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我特意去探望了他一次。那天，我到他的楼道口，就有人告诉我，老王已经昏迷，家人谢绝探视了。

我稍微迟疑了一下，还是上了楼。他的门半掩着，我轻轻推门进去。他的老伴正在客厅站着，好像是专为迎接来人，谢绝探视似的。

她对我说，几天不认人，不吃东西了，孩子们准备后事哩。但我们都没想到，我们正说着，和我刚才说的袁局长一样，老同学突然拄着拐杖从卧室出来了。还竟然对我说：“我觉得是你来了，这是最后一面了。”我安抚了他几句，说我还会来的，你可得好好养着。他又问我的写作情况。还是和往常一样，指导我：“写作一定要扣紧时代的脉搏，现在就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脱贫致富是大主题，作品一定体现这些，要有正能量。”

这是我们的第三次直面交谈，几天后我才知道真的如他所说，也是最后的一次。我深深感到，一个即将人生谢幕的人，还如此关心我的生活，关心社会的繁荣富强和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几位老朋友在生命垂危之际，对我的关爱如此纯情，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沉痛的念想。我至今忘不下对当时情景的惊诧，更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老领导、老朋友的敬畏之外，但他们的坦诚、热心和对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教我真诚做事、做人，坚守对党和社会的坚定信仰。

张治安   15031852757

衡水市安平县土产公司一号楼   053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