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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十九)[2022/8/18 8:22:18|by:hewanzhi]
胥文川 何万志 杨耀树(整理)

十九、忆冀中九分区敌工工作(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从1942 年日寇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到1943年。大约一年多时间,是冀中军民抗日斗争最残酷最艰难的阶段。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加强对敌伪军争取瓦解工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将敌工工作由部队领导改由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党委设敌工部门,发动全党全军进行敌工工作。
冀中“五一”大扫荡,是日本侵略军于 1942年5月1日开始的。敌人动用了日军五万余人,连同大量伪军,在侵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统一指挥下,进行的一次极为疯狂残暴的大清剿、大扫荡。
在大扫荡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九分区敌工科的情况大致是:科长李泽民随分区部队转到冀西;副科长徐英,在“五一”扫荡那天正在九分区机关汇报工作,即随分区政治部转移到饶阳地区,次日遵照分区命令,组织敌后武工队数十人,由原二十四团团长贾桂荣任队长,徐英任指导员,于5月2日夜带队北上,突击行军,返回白洋淀继续坚持地区斗争; 曹云祥随该武工队行军到肃宁地区留下来隐蔽活动,坚持地下工作。由于敌人连续扫荡、清剿,我敌工站工作干部同样遭到很大损失,有的牺牲,如在清苑县活动的孟庆同,在安新活动的王森,在博野县活动的郑xx;还有在“五一”大扫荡前,在清苑县北部大夫庄活动,因特务告密被捕的赵洪勋等;还有怕死投敌的,如在高阳活动的尚世奎、孟昭兰被捕后变节;还有几个人回家不归,半路逃跑。由于敌情变化,环境恶劣,敌工干部的减员,敌工站组织彼此联系暂时发生困难。
1942年冀中“五一”扫荡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坚守地区斗争,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加强对敌工工作的领导,动员全党做好敌工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冀中区各级党委均设敌工组织。冀中区党委、地委、县委设敌工部,区委设敌工委员。当时,冀中九地委敌工部长为陈鹏,副部长为李泽民、徐英。李、徐仍兼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正、副科长。各县委也迅速配备了县委敌工部正副部长:清苑县徐占立,之光县霍向新,蠡县刘拓,博野县邓缅山,高阳县刘x,安新县熊焕章,肃宁县刘镜心,任丘县李光荣、杨建新,后划归九地委的文安县敌工部长郭云昆,静大县曹云祥,津南县钱大可等。各区委陆续配备敌工委员。从此,分区敌工部原有内、外线敌工人员和敌工关系进行工作外,主要进行伪军上层工作和派遣工作;县以下各据点、炮楼的伪军、伪组织的争取瓦解工作,主要由各县、区敌工干部进行。
从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到1943年冬,这段时间是冀中敌我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阶段。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大部分干部转移到冀西山区。敌人在冀中点碉林立,公路、壕沟纵横如网,进行封锁分割,不断地剔抉、清剿,杀、烧、淫、掠,无恶不作。
冀中“五一”扫荡后,村村建立了伪政权,设联络员,按照敌人的要求,每天给敌人送情报、送粮款、派民工修工事等。我们要坚持保存实力,坚持对敌斗争,首先得有落脚点。为了寻找落脚点,徐英等先到了与伪军关系较有基础的任丘,利用伪上层关系,住过石门桥据点附近的傅家村、辛中驿、议论堡等敌伪据点,后来回到了白洋淀,住过大树刘庄、大马庄、郭里口、关城、同口等村镇。这里虽然先后都是敌人的据点、炮楼,但党和群众基础较好,还有苇塘做掩护,可以在这些村做依托,必要时到苇塘里住在船上,还可利用上层关系,住在据点附近。为了多开辟一些村庄活动,徐英和警卫交通员吴大中、孟繁产到白洋淀韩庄村,突遭同口据点出动之敌包围,结果小孟因与村中群众面目不熟被敌人抓到同口据点,后经群众掩护和伪军关系才得以脱险。不久他们又到安新、清苑结合部的臧庄、老河头等村开展工作。这些村党的地下工作基础较好,即能掌握运用两面政权,又能利用伪军伪组织关系掩护,徐英等人才在此站住了脚。分区领导机关一一地委、军分区司、政、供、卫、专署,以及电台、医院都驻在这里,地委敌工部机关也在这里。各机关在这几个村里,各有自己的“堡垒户”,各自有地道(当时大都是“蛤蟆蹲”或短地道) 夹皮墙等隐蔽的地方,开会、接头、谈话都有专门指定的地点,夜间住宿各自有隐蔽的地方,以防发生意外互相牵连。当时驻清苑县东安镇伪警备队第三大队长裴洪忠就同我方有关系,裴在驻王盘村据点任清苑县伪警备队小队长时,就同徐英接头,裴是东北人,当时就表示不与八路军为敌。在裴驻东安镇任伪警备队第三大队长时,经望亭大乡长联系,他欣然同意与徐接头。在伪大乡长家与裴见面时,裴表现热情,徐向裴谈了当时国际、国内战争形势,指出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其失败为期不会太远了。裴表示坚决不与八路军为敌,待机反正。臧庄一带村庄,属他的防区,他每次为执行任务外出扫荡,都先透露消息。他不认真搜查,我军也不主动打他,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去了。但我们主要还是依靠这里老党员领导的当地党组织,通过积极主动开展对敌工作,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受多大损失;同时还成了我主力部队陆续回来恢复地区、分区指挥机关的站脚点和联络点。
在这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我敌工工作怎样开展呢?
(一)开展情报工作。为了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减少和避免自己受损失,并相机打击和消灭敌人。当时,了解敌情,成为全党全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时时刻刻注意的问题,更是敌工人员首要的任务。由于敌人在军事上占极大优势,不少地区全部为敌所控制,敌人活动方式也经常变换,我方人员稍有不慎,情报掌握不准,就会遭敌突然袭击而受损失。这就更加要求我们敌工工作要深入到敌人内部,准确、及时、具体地了解敌人动向。主要通过上层、下层、内线、外线各方面的关系去了解,其重要情报主要来自内线关系。当时大量的经常的情报是通过村联络员和接近敌伪人员了解。因冀中“五一”扫荡后,全部村庄几乎都建立了伪政权。设联络员,名义上是为敌人送我方情报、征集粮款等,实则为我方搞敌人的情报。当时的村联络员,一部分是我方派出的党员或由党掌握的可靠群众;一部分为我争取过来的一般群众;还有两面都应付的人员;死心塌地甘心从敌的是极少数,一旦发现,立即设法除掉。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同地方县、区委和村党支部同志研究各村联络员在应敌方面的情况,表现好的予以表扬;表现有不妥之处,提出纠正或进行批评、教育,还经常同联络员研究敌情和应敌办法。
这里说说清苑县李八庄村联络员的一件事:李八庄村有百多户人家,多数是贫苦农民,没有大地主,是个比较纯洁的小穷村,在保蠡公路(保定通蠡县的公路)以东2华里,距张登镇敌伪据点 15 华里,距公路以西田各庄据点3华里,李八庄村属田各庄据点管辖。所辖各村联络员每天都得到该据点报告“情况”,领受据点交代的“任务”。同时该村联络员又是该村抗日村长,经常安排我方工作人员的食宿问题,几年来从未发生什么问题,我方认为该村是掩护抗日人员的堡垒村。大致是1941 年夏,有消息说张登镇敌伪要外出扫荡,当时我敌工站设在清苑县清凉城村(在唐河东岸),距李八庄村8华里,听到有敌人要外出扫荡的消息,当时工作站决定各敌工人员,暂时分散隐蔽,到各自熟悉的村庄去。当时徐英和警卫通信员陈云亭夜间到了李八庄村联络员家。这时正好有我敌工人员也在该村,向徐英汇报了田各庄据点的情况。据伪军关系报告,前两天李八庄联络员到田各庄伪军据点,送来了两只杀了的鸡,是用左手提来的。我知道此情况后,待该联络员找徐英来汇报田各庄伪据点的情况时,徐英便问他:“你这几天给田各庄据点送过什么东西?”联络员答:“没有呀!”徐英说:“你在说谎吧?你前几天给据点送去两只杀了的鸡,用哪只手提着我都知道,有这回事吗?”他一听,发慌了,并说:“伪军一直要,我就送去两只。”我问他:“送鸡这事,县、区领导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说:“这可不行,资敌的事,不论大小,是什么情况,都得向村、区、县党的领导汇报,得到他们同意再办,不能自作主张。”他连声称是,以后一定照办。当时,我看他表现有些恐慌。我便安慰他说:“你对村里的事,管得很好,对我抗日人员安排食宿、安全掩护,大家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他笑着说:“这是我该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告诉我注意改正。”
(一)开展情报工作。为了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减少和避免自己受损失,并相机打击和消灭敌人。当时,了解敌情,成为全党全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时时刻刻注意的问题,更是敌工人员首要的任务。由于敌人在军事上占极大优势,不少地区全部为敌所控制,敌人活动方式也经常变换,我方人员稍有不慎,情报掌握不准,就会遭敌突然袭击而受损失。这就更加要求我们敌工工作要深入到敌人内部,准确、及时、具体地了解敌人动向。主要通过上层、下层、内线、外线各方面的关系去了解,其重要情报主要来自内线关系。当时大量的经常的情报是通过村联络员和接近敌伪人员了解。因冀中“五一”扫荡后,全部村庄几乎都建立了伪政权。设联络员,名义上是为敌人送我方情报、征集粮款等,实则为我方搞敌人的情报。当时的村联络员,一部分是我方派出的党员或由党掌握的可靠群众;一部分为我争取过来的一般群众;还有两面都应付的人员;死心塌地甘心从敌的是极少数,一旦发现,立即设法除掉。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同地方县、区委和村党支部同志研究各村联络员在应敌方面的情况,表现好的予以表扬;表现有不妥之处,提出纠正或进行批评、教育,还经常同联络员研究敌情和应敌办法。
这里说说清苑县李八庄村联络员的一件事:李八庄村有百多户人家,多数是贫苦农民,没有大地主,是个比较纯洁的小穷村,在保蠡公路(保定通蠡县的公路)以东2华里,距张登镇敌伪据点 15 华里,距公路以西田各庄据点3华里,李八庄村属田各庄据点管辖。所辖各村联络员每天都得到该据点报告“情况”,领受据点交代的“任务”。同时该村联络员又是该村抗日村长,经常安排我方工作人员的食宿问题,几年来从未发生什么问题,我方认为该村是掩护抗日人员的堡垒村。大致是1941 年夏,有消息说张登镇敌伪要外出扫荡,当时我敌工站设在清苑县清凉城村(在唐河东岸),距李八庄村8华里,听到有敌人要外出扫荡的消息,当时工作站决定各敌工人员,暂时分散隐蔽,到各自熟悉的村庄去。当时徐英和警卫通信员陈云亭夜间到了李八庄村联络员家。这时正好有我敌工人员也在该村,向徐英汇报了田各庄据点的情况。据伪军关系报告,前两天李八庄联络员到田各庄伪军据点,送来了两只杀了的鸡,是用左手提来的。我知道此情况后,待该联络员找徐英来汇报田各庄伪据点的情况时,徐英便问他:“你这几天给田各庄据点送过什么东西?”联络员答:“没有呀!”徐英说:“你在说谎吧?你前几天给据点送去两只杀了的鸡,用哪只手提着我都知道,有这回事吗?”他一听,发慌了,并说:“伪军一直要,我就送去两只。”我问他:“送鸡这事,县、区领导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说:“这可不行,资敌的事,不论大小,是什么情况,都得向村、区、县党的领导汇报,得到他们同意再办,不能自作主张。”他连声称是,以后一定照办。当时,我看他表现有些恐慌。我便安慰他说:“你对村里的事,管得很好,对我抗日人员安排食宿、安全掩护,大家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他笑着说:“这是我该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告诉我注意改正。”
(四)组织敌后武工队。根据当时敌我斗争形势发展变化,在冀中组织敌后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活动,恢复地区是很好的组织形式。九分区遵照晋察冀军区指示,于1942年八九月间即着手组织。由分区政治部委托敌工科具体管理指导,李泽民负责组织,组成后,由分区司令部和地委敌工部领导。开始张光任武工队长,周继发任指导员,不久张光自动离队。1943 年初,为加强并充实武工队的力量,又调营教导员杨寿增任队长兼政委,周继发仍任指导员,还增调了部分干部、战士,以充实力量。写《敌后武工队》小说的冯志,就是这时参加武工队的,当时他是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伍辉文同志的警卫员,积极要求参加武工队到前线去,组织上同意了,开始当战士,后任小队长。这时徐英遵照分区通知,从路东到路西九分区政治部汇报冀中“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区的形势变化,也参加了组建武工队的工作,并向武工队全体人员介绍了当时九分区的形势,以及敌人的活动情况。武工队的成员是在各部队、机关抽调精干的连、排、班长任小队长或战士,共五六十人,分三个小队;每小队配备轻机枪一挺,每人带马枪、驳壳枪一枝,子弹稍多些;并带有手榴弹、枪榴弹等。还派分区敌工科干部随武工队活动,先后有刘增旺、张志强等。该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后方活动,开展政治攻势,配合敌工工作,相机打击敌人。该队经短期训练,又经冀西边沿区域活动了一段时间,于1943年3月间,开回九分区。这是冀中九分区在“五一”扫荡后,由路西山区返回路东的一支先头部队。分区魏洪亮司令员、王奇才政治部主任带分区机关、电台及精干小部队共五十余人,由徐英等四人带路,也在这时返回冀中。武工队回分区后,经常在保蠡公路和高保公路(即清苑、蠡县、高阳、安新)一带活动,并得到当地党、政、军干部的积极支援,尤其有分区敌工部臧永安、孟庆同(不久遭敌特袭击英勇牺牲)、刘全章、刘大田等直接配合。徐英曾随武工队活动过几次,介绍敌情并研究工作,还写过一个《宣传手册》供武工队宣传用。由于武工队活动的地区是接近敌区或敌占区,驻地经常距敌据点三五里或一二里,有时就住在有据点的村内。如有一次,由于情况紧急,由敌工干事孟庆同带武工队就驻在清苑县孟庄,距敌据点只几步远,因为有我掌握的村联络员和敌工关系掩护,安然无事。武工队有时集中活动,有时分散活动。分散时有时一个小队,有时两三个人一起活动,大都是夜间活动,有时白天化装活动。由分区敌工部直接领导的“高保中队”也随武工队活动过。武工队经常进行的工作是侦察敌情、开展政治攻势,在敌占区写标语、撒传单、进行岗楼喊话,教育伪军、伪属人员,进行“单打一”配合敌工工作,相机打击敌人等。如根据敌工人员提供的详细敌情,臧永安在敌人内部弄到一张“日本皇军证件”,武工队一小队长魏树槐、敌工干事张志强等数人化装成日本特务队,袭击保定南关附近乌马庄伪军炮楼获得成功。一次根据敌工人员提供的情况,武工队数人将在保定南关的日本特务四人打死,缴枪四支。另一次武工队三人,化装后到清苑县东闾村赶集,用“单打一”的办法将作恶多端的驻东闾村据点的伪军队长击毙,并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一行动,对保定以及周围地区的敌伪震动很大。武工队还积极配合做好敌工工作,如有一次徐英通过关系同清苑县伪警备队一个姓魏的小队长接上头,看那个小队长对我军的态度含含糊糊,为了加深该小队长对我军的认识,打算教训他一下,得知该小队长等三人于某日骑脚踏车从张登据点沿公路去保定,派我武工队员三人化装去张登公路以北捉住了他们,经教育后释放,三人一再表示感激。武工队还经常进行围楼喊话,向伪军做宣传工作。围楼喊话都是在夜间选行,开始喊话时,伪军还向我方开枪或谩骂,我们仍耐心向伪军讲抗战形势和政策,指明伪军出路以后喊话次数多了,伪军不再打枪和谩骂,静静地听着,甚至有的炮楼一听到我军喊话,伪军就在楼上讲“快集合,听八爷讲话”。开始围楼喊话,都是武工队全体,至少一个小队围一个炮楼,以后情况熟悉了,知道伪军不敢也不愿下楼,我方三五人甚至一两个人也向炮楼喊话,有时一个人围着炮楼转着圈用几种口音喊话。日子久了,也就对伪军内部情况了解得多了,乃至对伪军队长、班长的名字、籍贯、个人表现都了解的非常清楚,喊话时常常指名道姓,有做坏事的就提出来予以警告。如一个伪小队长向某村要布做衣服,村里还未送,我武工队即到该炮楼喊话,指出伪小队长要布的事,警告他不要勒索群众。该小队长说:“你们的消息真灵通,布还没有送来,不要就是了。”围楼喊话的效果很好,对争取瓦解伪军作用很大。
武工队员个个机智勇敢,神出鬼没,做了许多打击敌人、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宣传了抗战形势、党的政策,鼓舞了群众,对恢复地区、打开局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敌人碉堡林立,军事上占优势的情况下,我武工队穿插活动于敌伪据点之间,将敌人搅得心神不安,使我方确取得很多胜利而自己未受过损失。该武工队于 1944 年初奉命到津南新区活动,做开辟新区的工作。这时任命周继发为武工队队长。
1943年三四月后,除魏司令员和敌后武工队已返回九分区外,分区主力部队二十四团、地区队和分区机关也陆续返回九分区,李泽民也一起回分区了。这时分区加强了领导,主力部队,县、区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积极展开活动,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寻找战机,打击敌人,进行恢复地区的工作。地委敌工部的几个领导人也会合了,不过还是分头进行工作。李泽民抓总,曹云祥等在东部的任丘、肃宁、高阳、蠡县等地开展工作,徐英、臧永安等在西部的保定、清苑、安新等地进行工作。分区的组织形势已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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