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营的精神家园

四、人品最值钱  家风贵如金

     父亲一生为人耿直，一身正气，具有文人的清高。念念不忘做人要正，行为要端，不光彩的事不做，有损人格的事不做，不管多贫穷多艰难，都不能失去做人的品格和尊严。

    父亲经常告诫自己的女儿们，为人贤德最重要。有了父亲的严格教育引导，我的姐妹出嫁后都能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极少跟婆家闹“马勺锅沿”的矛盾。实事求是地说，一家子过日子，一点矛盾也没有是不可能的。因为父亲家教严格，即使有矛盾，姐妹们到家里不想说，也不敢说，说了也白说，只能招来一顿批评。最多是和母亲悄悄而语，诉说衷肠。从大姐到老妹妹，姐妹们出嫁至今已经历过四十几个年头，娘家人没有一次因家庭矛盾到婆家理论，更别说撕破脸皮大打出手。

     三年自然灾害时，一次父亲去左各庄赶集，在路上拾到一个大包袱，里面有衣服、钱、粮票等物品。父亲将这些东西放好，等了好长时间，失主来后，经核对确认全部还给失主。失主是本县吕公务人，常年在外地盐滩做工，这次是回家探亲的，不慎将包袱丢失。失主对父亲千恩万谢。

     解放后，受乡亲们的信任推选，父亲在村里管财务多年，期间不占集体半点便宜，一心为公。后来因家庭负担过重，执意辞职不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社员们一致推选二哥当会计。二哥当时仅14岁，只有小学文化，身体又晚发，个子很小，其实根本就不能胜任。母亲说:“你们选他干什么，他又干不了。”社员们说，儿子干不了，爹就得帮忙，反正都是你家的事。就这样二哥当上了会计，头一年非常吃力，表面上是二哥当会计，实际上还是父亲处理账目。

     二哥刚任会计时，一次跟村支书去公社开会，二哥身材矮小，穿一个空心小棉袄，开会前主持人组织会场，指着二哥说：“马上要开会了，小孩出去玩儿吧！”二哥从没见过这个阵势，也不敢申辩，只好蔫遛遛地退出会场。村支书对公社领导说：“这是俺们村的小会计。”二哥因此出了名。由于二哥聪明，勤奋好学，在父亲的指导下，进步很快。不仅帐理明白，双手能打算盘，熟练准确，令人叹服，还练就了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成了远近闻名的“大会计”。

     那时公社经常清查村里会计的账目，有的因账目不清、违纪行为受到查处，二哥因账目明白公正受到表扬。二哥因年龄小，原来只挣半劳力的工分，由于圆满完成会计的任务，根据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上级领导拍板给二哥整劳力的待遇，并补齐了过去少给的工分。二哥高兴地说：“查账真好，小孩儿挣了大人的工分。”

     二哥从14岁当会计，20岁参军入伍，6年中账目没有出现一点差错，受到社员们的一致好评。二哥当兵走后，四妹妹又当了小队记工员，后来老妹妹又当会计，再后来老妹妹通过考试招聘去外村任教，村里不放。条件是要去当老师父亲必须接任会计，父亲只好又当上了会计，直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因为家庭困难，兄弟姐妹8人中，只有我上了大学，老妹妹读了高中，二哥小学毕业，其他人初级小学都没读完。父亲对子女们的学习非常重视，经常利用晚上等空闲时间教我们读书识字打算盘。那些年乡亲们称我家为“文化家庭”。大姐1965年开始在村里当老师，结婚走后由我接任，直到1975年我上大学，前后整10年；从父亲为村里管财务到二哥、四妹妹、老妹妹，再到父亲，断续几十载。民师、会计都不是官儿，更没有特权，但乡亲邻里把孩子和希望托付给我们放心，把钱财和利益交给我们踏实。这正是父亲大人一生追求的回报——信任。

五、一家之中主心骨  儿女心中大英雄

     我兄弟姐妹8人，大哥长大姐10岁，大哥1956年随二伯盲流去了营口。从大姐开始，二哥、二姐、我、三妹、四妹、五妹，均相差两岁，村里人叫我们“一挂蒜儿”。1962年“抢荒”种地，父亲带我们去耕地。父亲扶耠子，大姐、二哥、二姐、我4人拉耠子，当时大姐14岁，二哥12岁，二姐10岁，我才8岁。邻居开玩笑，说我们尾巴挨着眼，耠子怎么拉。父亲说，耕不深就耕浅，收不多就收少，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年纪大的人都知道，用牲口拉耠子要用一头牛，用人的话要用4个壮劳力。耕地时，一到地头我总是摘下套儿就跑，又总是被逮回来接着拉。

     母亲养育了我们8个孩子，身体极度虚弱，落下了全身的病。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很少看到母亲下炕，就是做饭也是透过“婆婆眼儿”指挥十几岁的大姐，怎么添锅，怎么和面，怎么炒菜，怎么放盐。晚上睡觉经常是姐妹几人拉扯着一床破被子，四周是一圈头，里面是一堆脚。早晨洗脸全家人共用一盆水，最后只剩半盆泥粥。

     母亲看家里缺吃少穿，我们一个个饿得皮包骨，非常发愁，几乎崩溃。父亲有头脑，有办法，有定力。在家人面前从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时常安抚母亲，鼓舞我们，你们放心，只要有我在，家里人一个也饿不死。家里没有粮食，咱有手有脚就到地里找吃的。在父亲带领下，我们打地梨、挖野菜、采树叶、刨芦根、捋草籽、逮蚂蚱、捉鱼虾，最困难时还吃过向日葵海绵体、稻糠皮、玉米轴儿、小麦滑秸等等。那时候，在我们看来，父亲就是个大英雄，家里有父亲撑着，什么困难都不怕。

    在我们心中:父亲是一棵大树，多大的风雨也能躲避；父亲是一座靠山，多大的困难也能过关；父亲是一盏明灯，多黑的夜也迷不了路； 父亲是一条大船，多险的风浪也能到达幸福的彼岸。

     父亲是个有见识主意正的人。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大事小情，诸如男婚女嫁，拆房盖房，从没有请过风水先生占卜算卦，全是父亲拿主意。那时父亲的话就相当于“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兄弟姐妹八人的婚事都是由父亲说了算，儿女们因为信赖，所以服从。

      最值得一提的是大哥与大嫂的婚事。大哥随二伯去营口后在当地参军入伍。父亲为了让大哥复员后回老家，在家给他说了个媳妇。大嫂的娘家为文安西庄村，因为亲戚关系，大嫂及家人都认识父亲和大哥。大哥英俊潇洒，精明强干。经人介绍，大嫂及家人对这桩婚事一致同意，可大哥对大嫂及家人一无所知。婚事确定后，1958年父亲把大嫂送到天津车站，并写下了大哥的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联合街13组97号。给二伯写了一封书信，让大嫂带给二伯，让二伯操办婚事。从此大哥与大嫂结下了戏剧性的百年姻缘。

     大哥大嫂婚后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大哥写信让父亲起名。因为父亲、二伯、大哥、二哥都属虎，侄子也是虎年生人，父亲说：“名字不用起，他自个带来的，叫群虎。”后来又生了第二胎，是个女儿，取名“淑贞。”大哥大嫂一儿一女，非常可心，不想再要孩子了，跟父亲商量，父亲不同意。因为二伯家的亲叔伯大哥无儿无女，让大哥大嫂再生个儿子，为其传递香火，无奈又生了第三胎，还是个女儿，起名“淑云”。大哥大嫂与父亲说不能再生了，否则负担太重了，父亲还是坚决不同意，又生了第四胎女儿，父亲起名“淑兰”，并无奈地说：“就此‘拦住’吧，不然孩子们就要饭了。”

     父亲到了晚年，侄女们来看望他，还跟他开玩笑说“感谢爷爷的大恩大德，如果不是爷爷主意正，就不会有我们两个人的生命。”

     大姐在村里任民办教师，工作勤奋，成绩显著，1970年公社决定推荐她上大学。当时大姐已经订婚，男方准备结婚，父亲视脸面如生命。在大姐是否上大学的问题上，父亲左右为难，思之再三，对大姐说：“你去上大学，让对方怎么想，让人家怎么办，让人们怎么看咱这个家庭？！”看着父亲为难的样子，大姐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大姐到婆家后继续任教，13年后才通过考试考核转为国办教师。因大姐明理大度及对父亲的信赖与尊重，至今对此没有半句怨言。

     受父亲言传身教，我们兄妹8人都成人成才。大哥二哥都曾参军入伍，大姐、老妹妹、我都是教育工作者。其余姐妹都成家立业。我在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大事难事脑子里总自然而然地浮现出父亲坚定果敢的形象，鼓励着我沉着冷静，勇敢面对，暗暗地告诫自己，我是男子汉，永远不服输，给家人极大的鼓舞和宽慰。

六、最满足的回报   偷着乐的晚年

     父亲母亲大半生的艰难困苦得到了圆满的回报。父母晚年是幸福的，常和人夸耀他们的8个儿女是8棵大树。看着他们的八棵大树在风雨中全部成才，孙辈的20棵小树茁壮成长，每当逢年过节，特别是每年八月初八日父亲的寿辰，儿孙们聚在一起，挤得满屋满院，父亲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父母的晚年物质生活算不上极大丰富，可是在他们看来早已是小康了。家里有余粮，饭厨里有吃不完的鱼肉，穿的是女儿们给做的可身的裤褂。父亲总把儿女们给的好酒摆在靠山柜上，什么精装的西风，高档的芦台春，优质的剑南春，一是自我欣赏，二是显摆给别人看。母亲有个专用橱柜，里面装满了麦乳精、黑芝麻糊、豆奶粉，还有香蕉、苹果、桔子、大柿子------侄女们来看望他们的爷爷奶奶时，总是开玩笑：“爷爷的名酒专柜显摆完了，再看看奶奶的‘百宝箱’吧！”逗得一家人哄堂大笑。

    父母晚年手中的零花钱始终比较充裕，实际上最多也不过几千块钱，总觉着自己是个大财主。邻里老人们一旦手头紧巴需要接济，父母总是慷慨解囊，热情相助。

     父亲晚年留下了太多的故事，在此择其二三以表对父亲大人的追忆：一是念念不忘老子地位。1992年我在县城里安了家。有一次父亲来城里住，我的朋友看到后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大伯，跟着儿子来了。”父亲立马纠正：“你错了，是儿子跟着我。”回家后又再三叮嘱我：“你在外面要这样说，现在我跟着爸爸，老家二哥跟着我妈。”我只有面带笑容，满口答应。

     二是念念不忘勤俭持家。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并未使父亲有半点奢侈，有时还节省得不能让儿女们接受。放着新鞋舍不得穿，旧鞋穿坏了去修一下，后来竟自己打补丁。孩子们给买了漂亮的大铝壶舍不得用，放着欣赏。自己动手用麦乳精罐制作烧水筒。经劝说无效后，我只好偷偷地把旧鞋和烧水筒扔掉，然后再假装疯魔地和父亲一起找，结果可想而知，父亲只能穿上新鞋子换上大铝壶。

     三是念念不忘大男子主义。耄耋之年还不忘给母亲讲课，诸如三从四德、夫唱妇随、逆来顺受等等。母亲反驳说：“你唱了一辈子，我随了一辈子，我什么时候能翻身哪？凭什么我总是逆来顺受啊？”父亲听了大为不悦。更好笑的是大哥寄钱来，父亲全部收入囊中，占为己有，当母亲反对时，父亲还拿出汇款单，有理有据有板有眼地说：“你来看看，收款人写的是宫秋堂，有你的名字吗？”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父母晚年也常打嘴架，甚至爆发“战争”，等我们一回家都争着抢着当原告。不过大多判决是父亲的证言证词不予采信，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以使原被告地位趋于平等。父亲见母亲人多势众，只得认输。其实二位老人一路走来，饥寒交迫，生死相依，彼此恩爱，心心相印。他们的诉讼战争无非是在足以依赖的儿女面前耍点孩子脾气，添点生活情趣罢了，如有担心，纯属多余。

      母亲没有文化，从未出过远门。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一共两个。一是1963年闹大水，作为灾民去霸县大宁口。二是来城里我家。但是母亲孝敬祖父，关爱儿女，通情达理，勤俭持家，坦率直言，开明大度。绝无自私任性，大局观念很强。母亲用一生的付出维护着父亲的形象。应该说，有了母亲这个班副的甘做陪衬，任劳任怨，才使父亲这个老班长更加形象丰满，可亲可敬。

     最难忘的是最后一次给父亲剃头洗澡。父亲去世的前天上午，我和大姐给父亲剃头，当时父亲已卧床好长时间，时而明白时而糊涂，也不认识家人。父亲看着我和大姐说：“你这俩剃头的还挺干净啊。”剃脑后需要翻身时，父亲又笑着说：“你俩真个别，剃头还带翻个儿的。”听着父亲的话，我们心里五味杂陈。给父亲擦澡时，发现父亲腿部多处淤青，轻轻擦揉后很快消失。过一会儿又慢慢出现。我和大姐都很害怕，我们感到父亲的生命可能将走到尽头。

       1997年农历三月初八日父亲去世，享年84岁。1998年农历五月廿一日母亲因患大面积脑出血相继去世，享年80岁。二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