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营的精神家园

父亲的一生

序言：我父何廷吉是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基层干部，生前曾先后在文安县滩里乡、左各庄乡、大柳河公社、新镇公社、兴隆宫公社、县粮食局、县供销社等单位工作。2010年5月4日，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这对我们全家及亲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无法接受的现实。现在我们把他的事迹概括地整理出来，是为了怀念父亲，也是为了反映那个时代。 本文是写我父亲，也是写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党的基层干部。因为父亲是建国初期、毛泽东时代党的基层干部的典型缩影。

                                                                                         ——作者

一、出身贫苦 磨练意志

我父何廷吉（身份证号：132828320417863），字向群，河北省文安县西新桥村人。1932年5月（民国21年壬申四月十七日未时）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其父何玉忠，忠厚勇敢，18岁时静海县王口村接姐受辱（见《大将光田》），20岁时只身远赴东北大兴安岭千里寻兄（见《玉斌传》或《千里寻兄，佳话永传》）。其母刘俊颖，（静海县中滩头村刘俊岳之妹，文君之姑），贤惠聪颖。生姐弟四人，大姐何廷素嫁文安县北德归村李英臣，二姐何廷秀嫁静海县独流村张恩爵，后迁居北京西直门，三姐何廷变嫁静海县北万营李桂明，后迁居静海县城，姐姐们对弟弟疼爱有加。父亲出生时，奶水不够，适逢其八姑母刘府何氏名玉鸾生第六个孩儿（女孩），八姑母对侄儿倍加疼爱，视为己出，宁愿亲生女儿挨饿，也要奶活娘家侄，父亲遂得以生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闹大水，村庄被水围，被迫随父母逃荒到辽宁省营口，居住半年。当时父亲只有八岁，就学会了编织苇席，也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1941年至1946年先后跟老师杨济波、李增禄在本村上私塾。当时，李增禄名为教师，实则为中共地下党员，宣传先进的思想文化，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受其熏陶和影响，父亲从小就立下了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决心和志向。并加入了儿童团，为共产党、解放军站岗放哨。1950年，新中国刚刚诞生，经过战争创伤的国土，百废待兴，首都北京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当时二姑母和二姑夫动员父亲去北京谋业发展，当时祖父母年迈多病，需要人照顾，“父母在不远行”，父亲故没能去北京。

二、受党培养 得到成长

解放后，同全国人民一样，父亲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中。1952年至1953年任土桥村民兵连指导员。1954年3月普选，被选为土桥乡秘书。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被推荐到天津地委党校学习，后任文安县南阜庙乡驻乡指导员。当年闹大水，大搞生产自救，父亲就亲自动手，教会了数十名村民织席，使群众生活有了保障，受到了区党委、政府的通报表彰。1957年至1964年先后任滩里乡、大柳河公社、左各庄公社团委书记，滩里管区、大柳河管区主任。1964年6月任大柳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时年32岁，是当时全县最年轻的公社党委副书记。1965年参加“四清”工作，任永清县里澜城“四清”工作队队长。（当时正副队长、指导员7人，工作队员65人，大多数为大中专毕业生。）1966年“文革”开始，四清解散，回大柳河工作。在此期间，走遍全国各地搞“外调”（即受党组织的委托，到外地调查本地一些干部的历史及社会关系）。1969年至1971年，根治海河，带工六期，成绩突出，多次受到上级表彰。1974年4月至1980年12月，先后任兴隆宫、新镇、左各庄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正科级）。1980年12月至1984年1月任文安县粮食局副局长。1984年1月任县供销社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直到1992年退休。

三、精心潜修 颇有政绩

父亲自幼聪明，感悟性好，记忆力强，酷爱读书，尤喜文史。加之在工作中刻苦钻研及每年的党校培训，使其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并能将所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灵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曾写下数万字的学习笔记和体会，对中共党史背诵如流，连讲数天，竟不重复。1956年在天津地委党校学习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结业考试三科均取得97分的好成绩。1965年在“四清”工作中，分管党建工作，在实践中总结了培养选拔干部的“五字经验”，即“定、选、培、教、炼”，在《河北四清工作通讯》上发表。1980年在廊坊地委党校学习期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写了一篇认识集市贸易的必然性的论文，在大会上交流，并发表在2月7日的《廊坊日报》上。1982年在省粮食干校参加了局长专业培训班，课程是政治经济学、粮食经济问题研究、粮食企业经营管理学的大中专课程，经考试取得了三科总分295分的成绩，并获得了结业证书。 1959年在任大柳河管区主任期间，由于工作积极肯干，方法得当，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农业取得了大丰收，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去天津市参加河北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在左各庄公社任管委会主任期间，分管全社的经济工作，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都要负责。这些环节都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发展，在农业上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推行科学种田，实行集约经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单产由400斤，78年达到600多斤，总产实现1600万斤，79年实现1800万斤，社员年纯收入由原来的人均80多元，增加到120多元，跨入了全县的先进行列。在总结表彰大会上，县委书记赵子英亲自给戴大红花，颁发锦旗。 在任县粮食局副局长期间，积极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精神，与京津有关单位探讨多种经济双赢战略。协助局长全面工作，次年就使多年亏损的单位扭亏为盈1982年实现利润100多万元，1983年实现利润150万元，跨入地区的先进行列。 在任县联社副主任期间，主管人事和企业管理工作，这正是企业体制改革阶段。在改革中如何发展，增强服务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后劲，已成为企业面临的严峻问题。经过人事制度改革，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职工队伍业务技术的培训，提高业务技术素质，几年来培养提拔业务技术骨干146名，保证和促进了经济效益逐年提高。经济指标从84年开始至88年连续五年实现“三超”，（超同期、超计划、超历史），1988年实现利润232.37万元，比1983年的114万元，增加一倍多，1988年上交国税215.09万元，比83年的105.7万元，增长一倍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83年的388万元到88年上升为924.97万元，增长了2.38倍。在此期间，主管的精神文明建设、职工教育、技术练兵比赛、安全防范、爱国卫生、老干部工作，都属于地区或县的先进单位，受到多次表彰和奖励。技术比赛连续三年获地区团体比赛第一名，安全防范两年是政法委评出的先进单位，87年获地区安全消防比赛团体第一名。老干部工作连续三年集体和个人受县委县政府表彰。几年间创建文明单位29个。 1989年经廊坊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考核，被评定为经济师。并颁发资格证书和聘书。（廊技职中2100194号）

四、平易近人 勤恳工作

父亲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怕困难、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关心群众疾苦。在大柳河公社常久村、褚村、李庄、琉庄、兴隆宫公社大郭庄村、左各庄公社北陶管营村蹲点时，总是同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还要同村干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工作，还要指导片上及全社的工作。每遇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不等风雨歇息，就率领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和村干部们，穿上雨衣雨靴，到处走走转转，察看一下社员们的房屋有没有漏雨，地里的庄稼有没有受灾，田地的墒情怎样，能不能种上什么庄稼…… 由于过度劳累，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在进驻常久村、禇村、北陶管营村以前，这些村都是支部瘫痪，生产落后。进驻后，经耐心细致的、艰苦的、大量的工作，不仅使这些村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还使其成为本公社的先进村，禇村成为全县大寨点。 1962年，在常久村蹲点，父亲发现村民曹喜春家的火炕不快，做饭时弄得满屋都是烟，呛得人出不来气，父亲就同工作组成员一起，为其扒炕盘炕。炕盘好后，烧火做饭特别快，把大嫂乐得合不上嘴。40多年后，其子曹永九得知父亲得病住院，还到县医院看望。

五、克已奉公 不循私情

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他人的关系上，父亲总是把国家、集体、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每遇评职、评模、调资都是发扬风格，谦让他人。始终是低调做人，清洁为官，从不占国家、集体、他人的便宜。父亲为党工作38年（其中在县城工作8年），没为自家置一间房，一寸地，没办一件私事。1963年闹大水，文安洼一片汪洋，村庄被大水围困，当时父亲在大柳河工作，抗洪救灾，每日忙得不可开交，顾不得家。几个月后，大水退了，社员们的生活稳定了，他才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劝说下回家。这时自家的房屋已进半尺多深的水，家属躲在别人家住。 父亲长期在外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顾不得家，一切家务由母亲一人承担，照顾老人、抚养子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由于1963年屋里进水，又没有经济条件修缮，（父亲当时月工资不足40元）屋内阴暗潮湿，房顶漏雨，几乎坍塌。1969年季，农业获得了丰收，粮食有了剩余，生产队照顾给了一块地的高粱桔作为苫草。母亲决心要翻盖房屋。当时组织上正安排父亲根治海河带工，母亲多次要求父亲请假，回家盖房。但父亲毅然拒绝了母亲的请求。待父亲治河带工回家时，翻盖房屋已在亲友们的帮助下竣工。母亲郭绍兰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静海县南二堡村郭向文之次女）。身材高大，性格直爽。其力量不亚于强壮的男子。但在困难时期，吃穿济让老小，自己饿着肚子还要下地劳作。终于积劳成疾，患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于1997年10月不幸病世，时年仅65岁。 1980年，父亲在左各庄公社任管委会主任期间，主管全社的经济工作，工作十分紧张。当时得知其三姐夫去世的消息，都没顾得回来告别自己的亲人。其三姐夫李桂明，静海县北万营村人，抗战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村支书，两人关系十分亲密、融洽。这样一位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自己的亲人，在临终时未能见上一面，这成为他终生的遗憾。但为了党的事业，他忍着悲痛，只能是默默地流泪。 1977年，在北陶管营防汛排涝，任务十分紧迫，父亲因常在第一线同社员们一起劳动，腰腿受风湿，疼得厉害，不能正常走路，领导和同志们劝他到医院看看，他说：“我不要紧，防汛排涝更重要。”等洪水下去，才住进医院。 父亲在工作中特别重视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注重德育、培养才能,放手让他们在第一线实践中得到锻炼。四清工作时，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文革结束后，父亲担任乡镇级主要领导，当时上级实行建立老中青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作为领导班子的老同志，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培养青年干部的重任。其中李明才、张福友、郭广政、程洪海、包文桥、张国臣、陈锡义、刘明昆、梁宝苓、刘树奇、景奎增等年轻干部的成长，都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无论是在选拔培养干部上，还是在做其它事情上，都是坚持党性原则，遵纪守法，从不吃请受贿，也不请客送礼，坚决反对权钱交易，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党的形象和尊严。

六、企业退休 待遇偏低

父亲从1954年参加工作到1992年退休（不含在本村任职），为党工作38年（其中在乡镇工作30年，县城8年），1964年副科级，1974年正科级，1989年经廊坊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考核批准为中级经济师，1992年在县供销社退休，属行政17级，时月工资190元，与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相同，但退休后历次调资均未按正科级干部对待，也未按技术职称中级经济师对待，而是按企业一般退休干部对待，到2001年8年中增资200多元，退休金是480.75元，比当时全县同级别的干部低300多元。父亲从1999年发现这一问题，多次向县委、县政府、省劳动人事厅等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落实正科级干部待遇，但终未得到解决，答复是，是国家政策的偏差，对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人员的待遇的不同造成的，确实不合情理但也爱莫能助，等着上级会给解决的，一直等到2010年5月父亲去世也未得到解决，而且退休金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国家每年都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父亲2010年4月份的退休金是1500余元，比本县同级干部少1000余元，而且去世后不再给退休金，只给丧葬费3000多元，而行政干部的待遇是去世后不仅给丧葬费，还领取20个月的工资。对此父亲总是同过早去世的同志相比，以此自慰而感到满足。同样是为党工作，为国家做事，为什么待遇上有如此大的差距，是在令人难以理解。

七、积极乐观 勇抗病魔

退休后，组织关系转入西新桥村，父亲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关心国家、村里及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2008年5月父亲在住院期间得知汶川大地震后，积极主动缴纳特殊党费100元。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写出西新桥何氏家族5辈世普“国瑞春长久”，与其族叔玉坡研究的“崇德世佩修”（“修”后改成“增”）合成西新桥何氏10世谱。积极支持筹建何氏家祠的工作，2009年春，得知本家族已购买老学校房屋做何氏家祠的消息，欣喜若狂，说：“这一举措使我们几代人的心愿变成了现实。个人带头捐款500元，并鼓励子女捐款和无偿参加筹建工作。他坚持体育锻炼，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种庄稼、瓜果蔬菜。花草树木，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一直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2008年3月父亲感到耳鼻不适，身体消瘦，经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鼻咽癌，在此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放疗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痛苦，恶心、呕吐，有时神志不清。父亲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放疗带来的负作用，对战胜癌魔充满了信心，他们“我一定能治好这个病，好好地活下去。”出院后，父亲坚持服用中药“消瘤汤”并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参加劳动，读书写字，看新闻，天气预报及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常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追求和奋斗目标，活着就失去了意义。

八、卒于重症 葬礼隆重

通过放疗，鼻咽癌虽得到了治愈，但身体正常细胞组织及整体机能受到严重的破坏，免疫能力大大下降。2009年冬又患有尿潴留、胃病、贫血、电解质紊乱等多种疾病。经静海县医院、文安县医院多次住院治疗、抢救无效于2010年5月4日23时不幸去世，享年79岁。儿女们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西新桥何氏家族长门全体孝子为其陪灵送葬，前来吊唁的达千余人，其中有亲属、父老乡亲及生前好友。村党支部、滩里镇党委、政府、文安县供销合作社、文安县地税局、滩里中学、滩里文教室、西新桥中心校、左各庄、滩里的一些木业板厂、文安县鑫华宇公司、天津市公安局津静高速公路管理大队等单位都派人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5月6日下午6时镇党委、村支部为其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镇党委田卫军、李串生等同志，村党支部全体党员、家属、亲属、父老乡亲一百多人。5月7日下午出堂发引先茔。邀请东滩艺兴音乐会、蓉城鼓乐队、舞狮会为其吊灵送葬。

父亲一生为党工作四十余年（包括在本村任民兵连指导员），在党的培养下，认真学习、勇于实践、大公无私、平易近人、光明磊落、鞠躬尽瘁，不愧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出色的党的基层工作者，经济管理专家。他在为人处事，接人待物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在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处理突发事故、化解矛盾纠纷、促和谐、保稳定、求发展等诸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实践。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是建国初期，毛泽东时代党的基层干部的一个典型缩影。

何万志采访父亲本人、家人及亲属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最后由刘则永审定。

参考资料：

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文安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7）》中共文安县委组织部、中共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文安县档案局（合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8月第一版 ISBN7—202—00751—7/K•121

二、《文安县粮食志》

三、《文安县供销合作志》

四、何廷吉经济师考核评定材料《业务自传》

五、何廷吉有关要求恢复正科级待遇的申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