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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我险离教坛     

        1978年头麦熟，正安心在某村联中任教的我，突然接到总校长的指令，要我立刻回我村小学任教。我不愿回去，因为前些年在我村小学任教的几个老师，先后都被大队以种种借口清退出校园。我没长着三头六臂，如回到小学，干不了多久，也一定会重蹈前人覆辙。我找总校长要求留在原处，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卷卷行李回去了。

        那年月在村里，教小学算是一种很不错的工作，每月挣300个工分，还能领到上边补助的几块钱，不受风吹日晒，不与土坷垃打交道。因此，每一任大队干部都设法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到学校。

        回到小学那天，母亲嘱咐我：“你爹老实巴交不会给人家套近乎，你回了村，不定什么时候叫你离开学校哩。你要好好教孩子们，别犯一点错误。”我也提醒自己：要兢兢业业地干，不让任何人挑出自己的毛病来。然而没过一个月，麻烦找到了我头上。

        那天早晨，我起床回家来到街里，见我宿舍后墙上贴着几张大字报，是给新上任的村支书贴的。可就在这天晚上，两个大队民兵来到学校我宿舍，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听我谈吐，看我表情，想破译出大字报是否与我有关。起先，我以为他们是来凑热闹的，没想到等别人走后，其中一人神秘地问我：“街里的大字报是你写的？”我吃了一惊，说：“我连毛笔都没捉过，怎么能写成大字报？”他又问：“那是谁贴的？”我说：“不知道。”他不高兴了，给我上纲上线：“你睡在学校，大字报离你这么近，怎么硬说不知道？你要明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现在上边不叫写大字报了，再写就是违法，你知道谁写的不说，就是包庇坏人，就是犯法，就是跟书记唱对台戏！”

       啊！原来他们是暗探！我没错，不理亏，无法容忍他对我的诬陷，愤愤地回敬他：“大字报的事，要是与我有关，我甘愿接受惩罚；不知道的事，我决不冤枉一方，讨好另一方！”

         我知道他们的存心，也清楚自己的处境，以后我更加谨慎起来，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交往的人不交，一心只管教书。尽管如此，不久，麻烦还是又来了。

       初秋的一天上午，下课后我正在办公室批改学生作业，突然闯进两个人，一男一女，气势轩昂——他们都是公社来的包村干部。女的几年前就包我村，跟大队干部打得很火热；男的是个年轻人，目指气使。他撇撇嘴问我：“你叫康美吗？”我答：“是。”他又问：“前天XX报上登着一篇文章，作者署的是你们村的赵晓月。赵晓月虽说是老党员，可她毕竟是个不识字的83岁的老太太，怎么能写出文章？我们经琢磨，觉得那篇文章是你写的。”                        

         这不是陷害我妈？我有点生气，问：“有根据吗？”

        他们说：“我们见过你的退稿信，你会写稿。”

        “我的确给报社投过稿，不过……”

        “ 不过什么？”没容我说完，那个女的就以干部的口吻教训我，“你应该知道，往报上投稿，得经过大队审批，私自投稿，登了报要是出了问题，责任谁负？这不是尽给大队找麻烦吗？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我继续说：“那篇文章谁写的，你知道呀。”

      她脸色变了：“我？我怎么会知道？”

      “那天，”我毫不留情地说下去，“我从你们包村干部住的地方路过，因为那儿没有院墙，我看见屋里熙熙攘攘许多人，你坐在门弦上正给他们讲什么。后来从里面出来的人说，县通讯组来了个写稿的，采访了部分党员。那篇文章是他写的。这件事，你一定还记得吧。至于作者为什么署成了赵晓月，你们可以去问问人家。”

       她怔住了。二人对视了一下，谁也没吭声，很尴尬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我心里明白，那两件事，如果哪件与我有关，他们会很快要我离开教坛的。

       父亲胆小怕事，知道这件事后，沉不住气了，对我说：“人家实在不愿让你教，你就算了吧。不然，人家迟早还要找你的事。在队上干活，虽说脏点累点，总比被开回家落个不好听得名儿强。”

       我钟情于教育事业，说啥也不肯走那一步，我把麻烦化作奋进的动力，横下一条心，坚决干出个名堂来。从此，我以校为家，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想方设法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那年公社整顿教师组织统考，150余名教师参加，我的成绩名列第一；小学升初中，我教的那个毕业班，总成绩居18个班的榜首，总校长在全体教师大会上重点表扬了我。消息不胫而走，传到我村，村民们都夸我教得好，就连包村干部也说我是个好老师。

                                            石家庄市赵县北冯村： 宋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