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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鼎证》暨南京大屠杀罪证摘抄[2014/12/20 8:29:31|by:mengchunbo] 
| 哀悼中……我们为什么要哀悼？我们为什么要设立12月13日为首个国家公祭日？为什么要铸鼎铭史？惊心动魄，铁证如山，故作七律。 七律《鼎证》 神州大地放悲声，平平仄仄仄平平 四海长空爆警钟。仄仄平平仄仄平 血洗金陵倭寇笑，仄仄平平平仄仄 尸堆遍野世人惊。平平仄仄仄平平 垂涎钓岛凶颜现，平平仄仄平平仄 虎视中华恶意萌。仄仄平平仄仄平 呓语难弥公祭鼎，仄仄平平平仄仄 雄狮愤慨筑长城。平平仄仄仄平平 请看为此作的下面一些摘录：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加害者证言 泽田小次郎 1915年9月出生，南京战时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大队某中队指挥班，2000年7月采访 昭和12年(1937年)7月，支那事变爆发，我们接到动员令，就在9月5日或是6日又一次去了那边。当时我是个上等兵。沿长江到南京，一路上抗日情绪高涨，特别是在常熟和无锡一带。 我所在的中队发出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的命令。这也就是屠杀了。在残暴的进攻战中，那种残暴性一进入南京城马上就表现出来了。 下关逃命的中国人的情形很壮观，有好几万人，都跳到了江里，雪崩似地随着江水漂流。 也不知道是几师团，就等在江对岸，一有中国人漂到对岸，就马上把他杀掉。这就是作战。不过，江很宽，到达对岸的人很少。但是漂到下游的人多，这些人我们就动用军舰来处理。军舰有两三艘，我曾经亲眼见到他们开枪。 追赶的时候，士兵拿步枪射击，杀人杀红了眼。当时的中国兵手里已经没枪了，他们也没有反击，总之是只想尽量保命的样子，场面混乱至极，总之就是在撤退。 中国兵撤退的时候，好像是把马跟其他所有东西都拴在车上渡过江去的。上头说我们一直保卫着南京，需要保存体力，而敌方不逃就会抵抗，所以就给他们开好了一个逃跑的出口。从那里套掉的家伙，根据我们的战略部署，由实现守在那里的师团把他们统统杀光。 沿江漂流的家伙，无论什么，哪怕是拐杖也好，抓起来就跳进去漂走了。这些人群是从下游上来的军舰杀的。所以，中国士兵基本上都是在对岸被杀的。 我们从最靠近长江的城门进城，然后对残留的士兵进行了扫荡。城里早已经戒备森严，沙袋堵住了城门，所以刚快餐我们进不了城。 对方抵抗到了最后。记得是13日的早上，胁坂部队从光华门进了城，33联队则越过挹紫金山江门进去了。 扫荡战一直在进行。扫荡战也殃及到了普通百姓，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那时候有俘虏收容所，我们抓了人就往收容所里送。地点在长江岸边，外面有士兵监视着。那是在长江岸边。对岸有重机枪守着，一有东京，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马上就能射击。这是各大队都做过的事。 出水荣二，1914年3月生，南京战时 第3师团步兵第68联队第2机枪中队，2001年5月采访 我是昭和10年(1935年)的兵。8月20日从名古屋乘海军的巡洋舰出港，23日抵达扬子江支流黄埔江，从那儿登陆。1937年12月进入南京。 (俘虏也)同样是人，很可怜。毫无疑问，对方的士兵也珍惜生命。对方也是服从命令。杀俘虏时，也有人说“赶快杀吧”。 [问了有关海牙那样的教育，日本的军队没有，只说“当俘虏就是死”。抓了俘虏，是杀还是怎样都没有办法。我没干过，但看到过砍中国俘虏的头。中国人有的在砍头的人面前伸出脖子的，有的怕死央求的，还有被活埋的。日军进去的地方，哪儿都有砍头、刺死的事。 [出示了遭屠杀的尸体平民、女人都有，各种各样，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不杀的话就被杀，当然是什么都干。即使攻陷了南京，南京的周围还有敌人。必须把他们都杀了。要不我们就将被杀。 所谓征发就是去偷。自己没有吃的，就去偷中国人的东西。那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谁反抗就杀。想要的东西都去偷。强奸女人的家伙也有。对方的女人脸上涂了锅底的炭。即使是满脸漆黑，但年轻的马上就能看出，强奸的人也有。我们部队是不管男的女的，抓来了就让他们拿行李。人数不确定，都老实地跟着。 青春时代被战争剥夺了，因为是天皇的命令，毫无办法。那场战争不是圣战。进入了中国的领土，那是侵略战争。没有想转告给年轻人的东西。不想说这场战争的事。我认为是侵略战争不能有第二次，杀人的事不愿跟儿孙们说。那个时代，天皇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天皇是装饰品，不是什么伟人。 德田一太郎 1914年6月生，南京战时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1999年8月采访 我于昭和9年(1934年)接受召集合格，在入伍的同时马上出发去满洲，接受了现役训练。最初到的是泰安镇，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不方便的地方是没有电和暖气。还要时常去讨伐土匪。 初夏时节我们乘公务船回来，以后暂时在久居的联队，12月以上等兵退役。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支那事变”后的8月25、26日前后，天气非常热，我接受了第二次大动员的召集。那时我26岁，还没有结婚，征兵的红纸就到了。 我亲眼看到过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在太平门看到屠杀，我自己也直接参与了。在到南京之前我就看到过一个军官让3个支那人面朝江坐下，从后面用军刀将他们的脖子砍了，然后将头“嗵”地扔进前面的江中。支那人不懂日本语，但那时大概也明白“不行了”吧。 忘了是在往南京途中的哪个地方的战斗，有个村庄好象有共产党的兵在，上面来命令说：“不管是否负伤，将共产党的兵全都杀了。”所以就把那村庄点火烧了，从身后冒起了浓烟，里面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 回国以后的一段时间了，当年的事情常常在梦中浮现，回想起南京的事就怎么也睡不着。妻子听到了我的呻吟就问我：“他爸，你怎么了？”梦的内容是大群的中国人向我袭来的场面。我明白，因为自己杀了中国人，所以他们在梦中袭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是干了非常残酷的事。想去看看现在的南京，但很害怕，实在去不了。 到现在，东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还在说没有过南京大屠杀。我认为，石原慎太郎是在“胡说八道”。南京大屠杀是根据日军和政治家的命令发生的，我们直接参加了，所以不是谎言。我不相信政治家，他们害怕把南京的事实公开出来，说给学校、历史研究者和老师们听。我到了这样的年纪，如果说这样的话，也许有什么人听到，所以害怕，说不出口。我有儿子、孙子，更加不能说。 回顾一下自己参加的战争，战争是不应该有的。但当时是没有办法，在天皇的命令下，为了国家去干，以为是当然的事。现在想来，现在孙子生活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当然，日本把满洲、韩国当做殖民地的事都可以说成是侵略战争。德国把这些事都如实地告诉了年轻人，而日本却什么都不说。 鬼头久二 1916年8月生，南京战时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大队，1999年10月、2000年9月采访 昭和11年(1936年)1月10日，我进入了久居的33联队，开始了现役生活。昭和12年(1937年)战争开始了。我们作为现役军人在9月份直接去了中国。到句容后，经过汤水镇来到了南京。 扫荡的时候是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如发现女孩子，当场就给强奸了。女孩子们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帘后边。被发现的时候，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没有反抗。因为没有受到宪兵队的组织，所以可以随便干，没有限制。女人们脸上都涂着墨水之类。想不起来自己强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俩时，母亲说女儿还小，所以求我们只对自己来，我说了句“笨蛋”，把母亲推开了。干的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干。干的时候当然觉得不好，也想过，如果日本被占领，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女人被强奸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趁还活着的时候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跟天皇的命令什么的没有关系。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南京当然有过强奸的经历，并且是不分场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里的床上干。平时也拿着米去向母亲要女儿。还有，有的女人是自己从难民区走出来，用自己的身子换大米。米是我们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给装满一只袜子的量(相当于五合[日本的计量单位)。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宪兵队抓住的话比较麻烦，所以就杀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扫荡时进城的，也杀过人。从这些事情来看，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有过的，我认为是干了坏事。 小竹严 1915年12月生，南京战时 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第1大队，2000年11月采访 我在昭和12年(1937年)初接受召集，加入了京都的辎重16师团。半个月后在信田山成立了小队，接着成立中队，然后编成大队乘上了船。我们最初去哪儿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们。那条船乘了有好几天。支那事变开始时在上海附近登陆，是个热天，大概是8月。下船时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落下来伙伴中有人中弹了。因为是战争，只有往前进。那是一场激战。我的运气特别好，没中一颗子弹。在占地要是听班长、分队长、中队长等上司的话就没命了。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士兵想我们的，自己的命自己来保。在国内我是号手，所以与中队长一起行动。在那儿把敌人消灭，占领以后退到后面，休养一个月。如果没有发现敌人，那就一个月两个月连续战斗，在占领以前得没白天没黑夜地战斗。休养的时候有露宿的，也有在老百姓家睡觉的，老百姓家里有人的话也害怕得逃跑了。中国人很老实。 去过南京、徐州、杭州。以中队为单位前进，但分队各自行动。战斗时以分队为单位。 征发的时候看到女人被士兵追着到处乱跑。士兵中有一班人都干过。干的时候不分例外，不管是路上还是哪儿。在南京是先往普通人家里“砰砰”地打枪，往里窥视。中国人有的在家中畏缩地躲着，有的躲在草堆中，有的躲在墙后。只要看到动的东西就“砰”地一枪。中国人一逃就开枪。叫声“喂”，“砰”地一枪，对方就扑通倒下了。路上尸体重叠着躺在一起，不踩着尸体就无法前进。看到过处置俘虏，他们成群结队地在一起。扬子江上到处是尸体。从上海到南京粮食很紧张，家里人寄来很多东西，但送不到第一线，找吃的东西很辛苦。所谓战争就是争夺国家，争夺生命。糊里糊涂就没有了命。因为是在敌区，今天有命不能保证明天也有，所以当然就乱来了。从上海到南京时进攻速度很快，有时就光嚼萝卜，没吃没喝。饿得要死。这些都不想跟年轻人说了。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 ３４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 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我们前已提到随军 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 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 “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 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 刺中国兵。”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 南京２０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７８和８９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 山时，已分别杀至１０５和１０６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１５０人为止。这两位 “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３００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 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 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 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冢越说 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１０６个中国人。 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 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 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 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 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 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 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其次，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 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 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 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 ”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 普遍轻视。３０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 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正如宫崎县的一位 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牧师所说 ∶“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同胞 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 复次，掠夺与征收也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日本对华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抢掠 。在战时国家有计划的侵略掠夺与个人犯罪的抢劫就混而为一了。日军２０万自上 海和杭州湾向南京进攻，交通破坏，部队分散，粮食无法补给，乃实行“就地征收 ”。如日军一排长曾根一夫所述，他们的部队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仓开始即“就 地征收”维持生命。征收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经常进行，迅即演变成为抢劫、 强奸、焚烧及屠杀。曾根并说∶那时已有一部分部队采取“三光作战”，“即对敌 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民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 。” 最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问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 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 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 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 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 、强奸的犯人”，则２０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 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结束语 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 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 签字国之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约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裕仁天皇 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 杀戮的。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没有相应的实力的时候他们是采取一种迷惑的手段来学习和改进自己，一旦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挑战任何一个他们野心的对象就会揭下他们的伪装，暴露出真实的兽性，所以对我们来说，时刻保持对日本的警惕和战备，时刻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假想敌。时刻牢记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时刻牢记这些人处心积虑要推翻历史的兽行。 中国要想不被别人欺负，首先就要牢记历史，牢记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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