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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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村官”成“村霸”，一些村民只能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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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政府给了村官权力但没有很好地管住他们，而其他村民已经失去了制衡村官的能力。

近几年,村官贪污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大案不断爆出。村官的腐败行为发生在村民身边,不仅直接伤害村民的感情,而且大大降低了政府威信,成为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大量的贪腐案直指农村政治生态建设。如今的农村早已不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中国基层乡村社会从“乡绅自治”走向了“村官政治”。村官虽不在国家行政官僚体系之列，但它代理着国家权力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再加上“天高皇帝远”，村官能否避免贪腐，是很多地方农村政治的头号问题。

土地是贪腐行为的重要催化剂。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大量土地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被开发和利用。据统计，1978－2013 年，城镇常住人口从 1.7 亿人增加到 7.3 亿人，城镇化率从 17.9%提升53.7%。随之而来在利益的驱动下，“村官”涉土腐败现象也日益剧增，“村官”与开发商互惠互利，与国土资源部门工作人员结成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损害了村民的集体利益。

2014年，广东3名村干部10多年间“鲸吞”1.27亿元补偿款，2015年，仅江西一地上报百起村官贪腐案，而处于城乡结合部的村官们更是有“坐地生财”的机会。河南三门峡市检察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村支书、村主任占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总数的46%，其中92%的村官腐败案件发生在土地转让、资金管理环节。征地拆迁赔偿、安置等问题引发了官民矛盾激化和情绪对立。相比之下，村官强迫五保户请吃饭只是小节。

资阳五保户老人钟广福遭遇村官强迫吃饭。这刷新了人们对“村霸”的认知，但这种腐败还只是小节。

由于强拆手段暴力，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由此带来的违法犯罪成为了农村不稳定的重要因素。2015年2月，石家庄高营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被村民贾敬龙用射钉枪杀死，两人的纠纷源于强拆和补偿款不到位；今年5月，郑州市薛岗村村民范华培因对拆迁赔偿不满，持刀行凶，致三死一伤。

“村官”成“村霸”，一些村民只能铤而走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曾在文章中指出，“从当前乡村社会的平常现实来看，后乡土社会的政治的基本性质属于村官政治”。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里，“村官政治”的最大特点在于村干部的素质和作风对整个村的建设影响巨大。

另一方面，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指出的那样，中国乡土社会遵循的道德体系是根据儒家孔子提出的“推己及人”，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体系而形成的“差序格局”。道德标准缺乏普遍性，每个人根据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远近来进行着不同的道德评价。血缘关系起着主导作用。即使建国后进入了“后乡土时代”，农村的封闭性减弱，国家权力直接影响农村的经济生活，但以宗族和家庭为单位的结构并没有本质变化，这导致村干部在选举受当地宗族势力影响较大，也为村官贪腐埋下了伏笔。

据媒体报道，大学生村官满期后离岗率高，能适应农村环境的人寥寥无几，真正把守村落大权的仍是当地望族。在“差序格局”鲜明的村落里，大家族谋私利欺压百姓很常见。某些村官受封建残余思想影响,贪图个人私利,千方百计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族人和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大的地方,每当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或村党支部换届改选时,宗族势力总要直接插手农村选举或者操纵农村选举,各宗族为本姓候选人拉选票的事时有发生,有些村的村官竞选演化成了宗族势力间的较量。

一项农村抽样社会调查显示，过半的村民对基层村委会、乡镇政府、县政府较为满意（80分以上），但无论是对村委会还是对乡镇政府和县政府，都有22％以上的村民给予了不满意的评价。在一些乡村实地调查中，村民反映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贯彻和落实国家政策不力，在乡村发展中未能发挥实质性的带头作用；二是干部的以权谋私与腐败问题，村民反映“一些干部没有带领大家富起来，自己却很快富起来了”；三是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手段存在问题，村民常反映“一些农村干部官架子很大，出来威风凛凛，群众看了就不舒服”。

乡村居民对村委会和政府的评价

碍于某些村官的势力，村民对违法违规现象不敢举报。四川资阳五保户钟广福被调查组要求“做假证”，石家庄高营村贾敬龙父母的养老金因拆迁被扣押。在北京六环拆迁过程中，丰台区怪村中心村党总支书记郭文、沙锅村副村长荣军与评估公司经理相勾结，共贪污国家拆迁款997万余元，大量线索只能从网上搜集。反腐专家胡星斗透露，“在一些乡镇政府，公开调查不容易获得真实情况，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容易出现对上级欺瞒的情况”，所以没有足够证据和线索时，纪委采取匿名的方式秘密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