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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欣赏笛子音乐

   音乐作品的创作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是时代的产物.1980年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竹笛的乐曲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留下了中国音乐文化在新时代不断发展、丰富的时代印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近年来的新创笛曲。
（1）南北差异。多年来，笛子乐曲有一个极其鲜明特点，即“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南方曲笛与北方梆笛演奏技巧上的差异和南北音乐风格的差异；而演奏技巧又与音乐风格紧密相关。南方曲笛以“颤、叠、赠、打”等特定技法演奏出的行云流水般的南方地域风格性乐曲与北方梆笛用“吐、滑、垛、花”等技巧所展示出的激越、奔放的北方音乐风格的乐曲，两者特点鲜明。多年来，许多笛子演奏家在南北演奏技法融合这个问题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实践。如赵松庭先生所作的笛子独奏曲《早晨》，就是率先将南北演奏技法融为一体的里程碑式的乐曲。同时，赵松庭先生创造的排笛，使竹笛南北技法的融合又笛前迈进了一步。这其间也涌现出了许多熔南北演奏技法于一炉，同时又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乐曲。而完全使南北演奏技法不再有南北之分，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竹笛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个观念可以解释为：笛曲创作中，各种演奏技法不再具有强烈的地域性风格特征，而只是一种较纯粹的表现手段，其本身并不具备特定音乐风格的性质，在音乐创作中可任意选用。
（2）创作手法。近二十年的笛曲创作手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作品曲式结构的丰富。与以往大量的“快——慢——快”或“慢——快——慢”简单的A、B、A三段体相比，近二十年的笛曲结构呈现出了可喜的多样性。如协奏曲在笛曲中真正的发展、完善就是近二十年的事。例如：俞逊发、瞿春泉创作的单乐章笛子协奏曲《汇流》，结构完善、乐思丰富、气度恢弘。台湾作曲家马水龙先生的《第一笛子协奏曲》，成功地借鉴了西洋音乐中主题动机变化发展的手法，是洋为中用的典范之用。
武汉音乐学院钟信民教授创作的笛子交响协奏曲《巴楚行》，此曲中竹笛与交响乐队合作，并采用了西方音乐演奏形式中完整的协奏曲结构。全曲共分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往事”，奏鸣曲式，中间加入由演奏者自行确定炫技法的“Cadenza”乐段。第二乐章“山谣”，三段体，慢板。第三乐章“节庆”，变奏曲式，快板。这首协奏曲以巴楚音乐曲调为素材，并对原音乐素材进行调性上的加工，使旋律的调性丰富多采。此曲结构复杂而严谨，节奏多变，在写作中将主奏声部和协奏声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一体化的创作思维，使乐曲在音响上具有整体的交响性。这首乐曲使用了从大G调低音笛至小G调梆笛共五支竹笛，音域极为宽广。全曲演奏时间长达三十多分钟，这在笛曲中极为罕见。
杨青先生创作的竹笛与交响乐队《怆》，在乐曲的交响性与音乐性格的复杂性上作了成功的探索，他的另一首笛子独奏曲《醉笛》，结构小巧精致，将变奏曲的形式进行了较好的运用，令人耳目一新。
其他，如瞿小松先生创作的《神曲》，谭盾先生创作的《一支竹笛的独白》，都体现出了较多样的结构特征与丰富的乐思。
中国音乐的旋律是较“线性化”的，这是中国音乐的特点之一。如何运用好中国音乐中旋律线性的特点，同时又避免其流于单薄，这是近二十年笛曲创作中的又一个特点，这就是：在创作中借鉴西文音乐的写作手法，对旋律的创作进行多调性、立体化的思维，同时注重独奏声部和伴奏、协奏声部之间的整体感。这种对旋律的创作进行多调性、立体化的思维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的淡化甚至变味，而是一种丰富。同时，正是由于在创作中独奏声部和伴奏、协奏声部一体化的思维，使得两者间不再只是简单的主与属的关系，而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3）乐曲的内容与审美倾向。近年来的这些新创笛曲，已不光只是以“讴歌作为最主要、甚至惟一的内容与审美要求，简单地以什么“板”或什么“梆子”作为乐曲的板式结构，而是诸如花落人逝的《花泣》、心醉神游的《琅琊神韵》、充满神秘感的《神曲》、举杯邀月的《一支竹笛的独白》；是《冷月》下《深秋叙》、《醉卧山林》间《幽谷清风》。在这类乐曲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思想自由的抒发，身心洒脱的恣意放纵，追求人文精神与价值的探索以及意识形态中华夏文化精髓的积淀。这与其说是竹笛乐曲创作上的发展，不如说是时代的进步，创作思想民的解放一新时代中国音乐文化百花齐放的体现。
（4）演奏技法的创新。随着新作品而产生的多种新的演奏技法，极大地丰富了竹笛的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