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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育生

    说来也巧，我和剧作家刘锦云同窗（相差两年先后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同庚（1938年生人，均属虎），且同乡（锦云籍贯河北省雄县，我祖籍河北省定州）。朋友熟人之间，能具此“三同”者，甚为罕见。

    据我观察，北大毕业的人性偏走单而不喜抱团，平素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彼此间甚少交往拉扯。在校学习的时候我和锦云只远远地瞄过，知道对方的存在，却从未言谈。反倒是参加工作之后，因为都在北京，且同在戏剧圈里谋生，我又在媒体当编辑记者，必有交往，这才逐渐熟识起来。

    刘锦云天资聪慧，为人睿智，博闻强记，且勤勉过人，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后，很快就在业内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锦云文学之路的发轫之作，是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笨人王老大》（与人合作）。以一部农村题材的处女作，就能叩开文学刊物的大门，在其上嵌入自己的手模足印，此事对锦云来说既属难得，其实又很正常。

    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在我国历来属于“珍稀品种”，由于该领域屡遭灾变，生态状况堪忧，一直较为缺少名家名作。若是细分析起来，会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因素，本文不想就此多所涉足，只是在论及农村题材创作时不能不提到这种状况。既然稀缺，就必显金贵。改革开放初期，像刘锦云这么熟悉农村生活，笔下富含乡土味道，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和作品，实属凤毛麟角。

    刘锦云出身农家，进京上学前有着10多年在河北乡间生活的经历。家乡的土，家乡的天，乃至孩提时代趴在村口土戏台前所看到的那几十出梆子戏、蹦蹦戏，对他来讲都已浸入骨髓，化作了他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濡为他的人生底色。对农村生活、人物、风土、人情稔熟，同时又具有较高学养和文字功底，从事起文学创作来自然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正唯如此，他才能在这个领域里出手不凡，并一直保持着作品高成功率的特点。

    不能不提到的另一件事就是，刘锦云1963年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京郊昌平农村工作，为时16载，相当于两个抗日战争的长度。其中有8年是在公社里任职，终日摸爬滚打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行走于大队部、饲养室、茅屋草舍之间，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新旧老幼，能有他这份“行状”者，怕是不多。在京郊的长期经历，叠加上他的童年记忆，无疑更增厚了他的农村阅历和生活积累，并触发了锦云对他所关切的中国农村问题，以及农民命运，进行深入的思索。

    1982年刘锦云进入北京人艺成为专业作家后，1984年就拿出了《女儿行》（与人合作）。此戏格调清新，感情浓烈，语言生动，演出很成功，在舆论界获得了普遍好评。但这个作品对展现锦云所拥有的创作功力和才华而言，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初试锋芒而已。直到1986年他创作的《狗儿爷涅槃》面世，才真可谓横空出世、一炮打响，给广大观众带来巨大惊喜，也令剧坛为之一振。

    《狗儿爷涅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最为突出的是它成功地塑造了狗儿爷这个北方农民的典型形象。围绕着土地的失而复得，作品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生死相依的关系，描绘了狗儿爷一生大起大落、悲喜交加的命运。这个人物保守狡黠，一身的毛病，但作为文学典型，他却鲜活生动、有血有肉有呼吸，是个非常可亲可爱的活人。曾有论者将其和阿Q相提并论。《狗儿爷涅槃》题材独特，视角独特，展现的方式和手法，乃至戏剧结构、台词、舞台空灵的面貌，都是全新而独特的，既具有舞台艺术的魅力，又富含诗意和哲理。因此自该剧上演以来一直好评如潮，被誉为“时代的杰作”。

    在此我不想对《狗儿爷涅槃》展开来分析，而是只想说明刘锦云的创作，是深深植根在农村生活的土壤里的，是源自于他自己的心灵之泉的。用刘锦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题材、素材，即我要写的东西，都是“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它”要我写，于是就命笔了；而不是我硬要写“它”，或听“命”而去写“它”。刘锦云还说：我是“沤”在生活里的。这种“沤”，浸入了灵魂，绾成了“心结”。（见刘文：《家在河北》）

    回顾我国60年来农村题材的作品，不管是小说、电影还是泛滥成灾的电视剧，有多少都是因为内容浮泛、一般化而很快就被人遗忘；又有多少是因为事过境迁，作品马上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而短命夭亡？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一个文艺创作的根本性的命题：只有真正植根于生活的沃土，润化于作者的心灵，作品才能有深度，有魅力，有灵性，也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刘锦云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就是这样。

    《狗儿爷涅槃》之后锦云又创作了《阮玲玉》和《风月无边》两部话剧，前者还曾经得了某个大奖。但窃以为，这都并非他之所长。就好像人闲了、闷了，到别人家里串了个门罢了。刘锦云怎么能舍了农村的天地，离开自己常年守望的心灵的家园呢？

    果然，今年3月，我在石家庄就又看到了河北省话剧院演出的锦云的新作《日出而作》。

    《日出而作》是刘锦云从北京人艺院长位上卸任，重操旧业后所写的三部农村题材话剧中的一部。日前该剧本已经进入文化部舞台精品工程剧本征集的视野。读剧本时，人们就已然能感到它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分量。河北省话的演出，由著名导演查丽芳执导。

    就《日出而作》这部戏，我曾和锦云聊过，他自称这个戏“半是对过往生活的回望，半是凭吊”，由于在时间上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因而类似于老牛反刍，或曰茶客品茶，是回味性的，发过酵的，淡淡的，里面既有苦难，更有温馨，乃至对燕赵大地更美好的未来的企望。

    作者对自己作品的阐释，当然是最具权威性的。

    诚然，《日出而作》里所呈现的，依然是刘锦云的人生底色和艺术个性。甚至连剧本所使用的台词语言，都依然带着那种特有的，被文化熏过、滤过的草根气息，机智俏皮，富于表现力。另外，浓重的人文关注和悲悯情怀，始终流淌、洋溢在戏的字里行间。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极为推重，赞赏。

    除此之外，我觉得《日出而作》与《狗儿爷涅槃》两个戏相比较，又有着一些较大的差异。

    《狗》剧不分幕分场，共有15个以事件划分的“节段”，而以狗儿爷一人、一事贯穿到底，是为散文式结构。

    而《日》剧分作三幕（早、中、晚），是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将三组人物关系和命运，交叉纠葛在一起，形成了近乎“三一律”的结构，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绕着饲养棚一个固定的场景，但是作品所覆盖的，却是更为宽广、更为纷繁、复杂的人物和生活事件。

    《狗》剧悲喜杂陈，深刻饱满，风格上却空灵飘逸，看起来轻松愉悦。

    《日》剧则凝重内敛，撼人心魄，有着强烈的冲击力和穿透力，它迫人思索，让观众看戏时备感沉重。

    《日出而作》三组人物中，都包含有一个令人震撼的惨痛故事：

    单干户金大翠之所以成为寡妇，愿意嫁给老光棍饲养员陈老炳，是因为她家的母驴怀上了骡驹，单干户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骡驹也便有了资本主义的属性，不准出生，硬给宰了。其夫因心疼牲口坐下了重病，气死了。

    富农女儿小梦与地主儿子相好，为避免坏出身的叠加而忍痛分手。小梦嫁了个外地的工人，怀孕难产，几代单传的丈夫要求“保孩子”，小梦于是便香消玉殒断送了性命。为了让襁褓中的孩子有熟人照应，小梦娘家又在小梦死去的当天给女婿续了一门亲，于是“丧事喜事一起办”，白茬棺材改作了红漆板柜。

    杜社花老爹重病卧床，下面有比肩6个弟妹嗷嗷待哺，她只能听从母亲的劝告，放弃自己对爱情和生活的憧憬，嫁给烈属朱大妈有病的儿子，以换取一个招工指标，用来挽救全家，免于冻馁。

    ……

    这确实是“头朝下”的日子。

    然而，每个从那个“有生产队的日子”里走过来的人，又都不能不承认，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几亿农民曾经一天一天挨过来的日子。

    所幸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着坚毅、乐观的性格，具有着超常的韧性和耐受能力，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所幸的是这一切都终于过去。我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见到了小岗村的曙光，进而有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和充实国力。

    看过戏后人们于沉痛之外，同时更有着一份欣慰和喜悦。

    我认为，《日出而作》是一部有思想分量，有艺术水准，敢讲真话，力挺改革的佳作。

    在快餐文化、垃圾文化充斥坊间的今天，我们呼唤有更多像《日出而作》这样，于文化建设、世道人心均大有裨益的严肃戏剧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