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东生的blog

浅谈读书与写文章

                --------阎东生

   （ 摘自在河北农民报、河北科技报平山报友联谊会文学创作培训班上的讲话）

      各位报友、网友通讯员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和大家探讨一下文学创作上“读书与写文章”的关系，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认识 。

      大凡搞文艺创作的人，一般都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想象力。特别是业余作者，生活在基层，他（她）周围的凡人新事直接触及了作者，或生活在其中，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即有了生活。是不是有了生活就能写出好文章或好作品来呢？肯定不能。要写书必须先读书，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特别是那些大家的作品，要反复读，体会人家的手法。然后是实践即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吸取其精华，把材料变成自己的东西。因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切创作都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活动。所以文学是人学，而人又是处在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集团，各个不同的生活空间，以他们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他人发生关系，你无论是写新闻还是搞文学创作，其作者还有个立场问题。

      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说过：“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会歌颂无产阶级而不歌颂资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会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鲁迅先生也说，“创作总相于爱。”你爱谁，恨谁，你的立场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剥削阶级一边，就会非常明显、直接地表现在你的文章和作品中。我们看施耐庵的《水浒传》，宣传和歌颂了农民大起义，作者目睹元朝统治者横征暴敛、朝政腐败，社会不平，遂作《水浒传》以抒发胸中之愤，当然他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写作的。“传说施耐庵与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的农民起义的队伍，”（见《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三卷859页），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对元朝封建统治者的虐政有刻骨仇恨。与之相对的《荡寇志》，御用文人余万春却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诬蔑农民起义，把梁山英雄好汉一百单八将一个个斩尽杀绝。很显然《荡寇志》的作者余万春是个御用文人，是统治阶级的鹰犬。作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创作的作品也截然不同。一个是歌颂农民起义，一个是污蔑农民起义。作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其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也就会有天渊之别。

     高尔基曾经说过，我既直接从生活中得到印象，也从书本上得到印象。指出了生活和读书是同样重要的。高尔基读过许多好书，也读过许多坏书。一般地说，一个人读二百本各种各样的书，对社会、对生活就有了基本的认识。毛主席曾说：“读《红楼梦》要读两遍、三遍，你不读《红楼梦》怎么会知道封建社会的历史呢？”所以，读书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充分认识社会的一把金钥匙。我们业余作者，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充分地博览群书，也是制约自己创作的一个原因。

      与新中国同龄的人和老三届作者，接受的是正面教育，最先读的书恐怕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和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者塑造和歌颂了彻底的无神论者和坚强的革命者牛虻的英雄形象。后者热情歌颂了布尔什维克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进行的英勇卓绝的斗争，成功塑造了保尔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保尔的英雄事迹曾经鼓舞和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前赴后继、无私奉献。再后来，读了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三花，即《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铁道游击队》、马峰、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孔厥和袁静合作描写白洋淀的抗日小说《新儿女英雄传》、《雷锋日记》等，那些英雄人物和榜样的力量，鼓舞着我们努力读书，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上高中后，接触的书就更多了。有机会阅读了曹雪芹的《红楼梦》、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蒲松龄的《聊斋》，以及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周树人的《鲁迅全集》等名著，头脑逐渐的丰富起来，知道了怎样做人。知道了一些历史，懂得了生活中既要有革命英雄主义还要有生活的柔情。曹雪芹读了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才 产生了创作冲动，尽管当时他的生活十分困苦，但他仍然十年如一日坚持不停的写作，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充分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终于创作出了鸿篇巨著《红楼梦》。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荒淫与腐败，反映出当时已经萌发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旧思想的矛盾，显示了封建社会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见《文学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版第307页第26--31行）。巴金读了《红楼梦》也产生了创作冲动，写出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可以说“没有《金瓶梅》便没有《红楼梦》，没有《红楼梦》便没有《家》、《春》、《秋》（孙犁语）。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书的密切关系了。

      列夫.托尔斯泰在读《普希金文集》时，《安娜.卡列尼娜》的腹稿构思已经完成了。经过作者反复推敲、修改，一经发表便震动了世界文坛。贺敬之（现任西柏坡温泉城温塘度假村名誉村长）和杨润身生活在抗日战争年代，贺敬之的歌剧《白毛女》和杨润身改编的电影《白毛女》鼓舞了解放区农村广大青年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掀起了“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抗日高潮，起到了文艺作品的感染力量。

杨润身的《风雨柿子岭》取材于他的家乡平山县革命老区温塘一带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故事，是作者熟悉的人和事和亲自经历的抗日战争生活。所以，杨润身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一泻千里，是他体验生活和提练生活的结果，作品再现了当年抗日战争的历史画面。小说中游击队打日寇堡垒，取材于抗日英雄韩增峰三打温塘堡垒，那个温塘木货场是虚构的，但却达到了文学的真实。鲁迅先生曾经想写红军长征的长篇纪实小说，可是他没有生活实践，没有机会体验红军长征艰苦的战斗生活，闭门造车，就是“文化革命先驱”的鲁迅先生最终也写不出来。这也说明，如果没有生活实践，再伟大、再著名的作家也写不出自己想写的那部作品来。

      著名青年女作家铁凝、王安忆、张抗抗生活在当代，随着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或到东北镜泊湖畔知青点劳动，或到农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们的劳动实践，使她们生活在其中，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深入了生活、直接体验了生活，她们的小说大多反映了青年一代的生活故事。所以，她们写青年一代的故事就得心应手、如鱼得水。这又说明了文学作品都打着时代的烙印，说明作者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重要性。铁凝、王安忆、张抗抗成了我们一些文学爱好者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

       当然，有了生活还要提炼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照抄照搬生活不是文学作品。有了生活，又读了许多书，然后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把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提炼出来，为人民大众而创作，才能写出好作品来，那才是有所作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引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5页）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作品要服务于大众，要给群众鼓劲。鲜明地指出了新形势下文艺创作的方向。

      我们一些文学爱好者和新闻爱好者，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可以先接触英雄、模范人物，例如赴四川抗震救灾的英雄们，接触一下先进党支部书记和致富模范，可以写成新闻也可以写成报告文学，乘十八大东风，弘扬主旋律，写出好文章来，宣传平山，宣传西柏坡精神，歌颂平山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是我们的责任。

     平山县报友联谊会政委阎东生

                  2012-9-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