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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二章赏鉴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选自《孟子.公孙丑下》

     本文开宗明义：好的天时比不上有利的地势，有利的地势比不上人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天时”“地利”“人和”是古人常用的说法。在这里孟子用来概括有利于作战的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继而举例说明：比如说有一座小城，内城方圆只有三里，外城也不过七里，敌人围攻它却未能取胜。既然能够包围攻打它，一定是得到了有利于进攻的天时，但是攻打仍然不能取胜，这就雄辩地证明好的天时比不上有利的地势。

以上先论证论点：“天时不如地利。”接着，以攻城为例，论证“地利不如人和”的正确性。

“守城的一方，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装备不是不锐利、坚固，食粮也不是不多，但敌方一来攻打，守城的就丢下城郭逃走，这就说明有利的地势不及人心团结、坚强”。

所以说，要使老百姓安居下来，而不迁到别处去，不能单靠划定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不是单靠山河的险要，要使天下威服也不是靠武器装备的锐利精良。能行仁政，得到道义的，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失掉道义的，帮助他的人就少。要是拥护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所有的亲戚都会背叛他的。要是他得到拥护、帮助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的人都会归附顺从于他的。用普天下归附顺从的人，去攻打连亲属都背叛他的人，怎能不胜呢？所以能行仁政的人要么不打仗，要是打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以上由“人和”而论及“安民”“守国”和“天下归顺”的问题，深入一层论证了论题的正确，说明“人和”的重大意义。

孟子在这里论述了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人心的“顺”和“畔（同‘叛）”，强调“人和”的重要作用。“得道者多助”才能达到“人和”的目的，从主客观条件的辩证分析之中阐明了道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 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 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选自《孟子.告子》下篇）

       舜是从田野里被起用的，传说是在筑墙的工作中被选用的，胶鬲是从鱼盐贩子中举荐出来的，管仲是从狱官的手里被释放后录用的，孙叔敖是从他隐居的海边被选用的，百里奚是从买卖的市井中被赎出来重用的。

      以上举出六个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他们都是来自社会下层，出身清贫的，由此引出作者的精辟见解。

      因此，上天要把重大的责任托付给这个人时，必定要使他的心志经受痛苦的磨炼，使他的筋骨劳累、肠胃饥饿、肌肤消瘦，让他身受挫折和磨难，行动受到阻碍使他做的事情颠倒错乱。这样使他的心灵受到震动，让他的性情坚韧起来，增强他原来不曾有的能力。

      以上几个方面辩证地阐述了培养与选用人才的方法、途径及其目的。

      人常常犯有过失，然后才能改正；思想困惑，思路堵塞，然后才知道奋发。这种心情表露在脸色上，吐露在言语中，这样人们才会了解你。一个国家在国内如果没有秉公执法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国君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可以敌打外国的侵略、侮辱的话，那么，这样的国家常会遭到灭亡。

      作者从人在艰苦磨练中成才，进而论及国在居安思危中才能不衰。

      这样就会知道，忧患之中能使人生存发展，安乐享受却会使人萎靡死亡。

      本文所阐述的是古人对道德、情操、品性等方面的认识，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但其中的道理仍有借鉴意义。

       孟子的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论，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这就是人都有为仁的基础。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政治主张是推行仁政王道。“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使“民有恒产”，做到“养生送死无憾”，在此基础上，再施以德教；孟子具有民本主义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在君臣关系上，认为“君之视臣如王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反对君主的独裁统治，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人能通过“养浩然之气”和“思诚”等方式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这是唯心主义。孟子的思想中也有唯物的因素。如：“富岁弟子多赖，凶岁弟子多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表明他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上述观点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二章中也得以充分体现。

      古为今用，鉴今资政。大到国家乃至世界，小到家庭乃至个人，古今中外的无数史实概未能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外。

      毛泽东起源于畎亩之中，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单始于农民运动，即或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毅然率领仅存的革命火种挥师北上，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建立了巩固的陕北根据地，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四年的解放战争中，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全部美式装备的八百代机械化部队。在走出西柏坡的建国前夕，毛泽东还向全党警示：我们是进京赶考。重温《甲申三百年祭》响亮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英明论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在“天灾加人灾”的三年特困时期“勒紧裤腰带不吃”举国尝胆尽越公。迎来了“某公三哭我独笑，蘑菇云升戈壁红”的壮丽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国富民强，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提高，国民经济空前壮大，种种不健康的沉渣泛起，严重腐蚀了共产党的肌体。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摆在共产党的面前，为了避免亡党亡国，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加大了反腐倡廉力度。这不又一次印证了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论断的英明正确吗？

（晋州市书画家   刘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