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玉林的农民互联网

      在六五年的下半年和六六年的上半年的学习中，我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非常顺利。到了六六年的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先让我们写批判文章，批判邓拓、吴含、廖沫沙的“三家村”。当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过了没几天，初中三年级一个学生的批判稿在保定日报刊登了。这一下这个学生在学校可出了名，学校让各班都要向他学习。人人要口诛笔伐，各个要冲锋陷阵。从此我校开始乱了起来。紧接着北京大学的《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一时轰动了全国。也让我们到北京大学参观学习。我们到了北京大学，看到整个校园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大多是破四旧、除毒草、打击牛鬼蛇神之类。我们回校后，也就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天天写大字报，印发传单，那时只有一个信念：要拿起笔做刀枪，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班接到通知，八月十七赶到北京，八月十八日在北京第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时真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也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回校后没几天，又接到指示，让同学们自由组织到全国各地去串联，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只要有学校的介绍信，身戴红袖章，想到哪儿去，见车就上不用买票。到哪个学校，凭介绍信吃住免费。就这样我和本村的张贵森、杨全喜等五人在学校开了去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介绍信，回家打好铺盖卷儿，次日登程，坐车到保定车站，挤上了直达上海的火车。到了车上一看简直乱极了，别说是座位，车厢里横躺竖卧都是人，就是行李架上都挤着人。刚上车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用一只脚站着，这样串联实在是受罪。

       火车走的特别慢，不知是什么时候到的徐州车站，这时我们发现一个同学发起高烧，需要马上下车，可是车门打不开，我们赶紧打开车窗，把人和行李慢慢从车窗送下来。那时人小胆大，我们五个十多岁的小孩子，竟敢背着行李从站着的火车下面钻过去。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害怕。在夜里11点多钟我们挤到车站外，一打听，幸好还有一辆末班客车，把我们拉到一附近医院。打针吃药以后我们就步行摸到了火车站，挤上火车，开始了新的旅程。不知过了几个日夜，终于到了上海。早已在车站等候的接待客车把我们拉到上海交通大学，每天吃住都在这里。

        头几天，我们按计划观看了几大院校的大字报。以后每天就随便玩了。一人买了一张上海市交通图，上下车没人管，整天南京路、百货大楼、黄浦江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漫游了上海好多地方。如其说是串联，不如说是游玩。返校后不久就放假回家了

        一直到1971年，我莫名其妙的接到一份通知，说我被腰山高中录取了。我有些犹豫，只上了一年初中怎么能上高中呢？因为当时我的大学梦还没醒，所以就又回到了学校。原来这是半工半读高中，整天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学校“工厂”干活就是在校外帮助建灰窑搬石头，挖“防空洞”。转眼两年高中毕业了。毕业证上让腰山村的老贫农为我们做了鉴定。全班只有几个高考指标，我和其他大部分同学一样，因为家庭出身中农，所以没有高考资格。就这样我一生的大学梦就再也难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