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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惑之外，一条越来越清晰的权力路径却逐渐铺展开来——政协委员正成为一种身份一份荣誉，并渐渐形成一股政治话语权。于是，头戴这顶花翎，成了很多社会精英的梦想，其中不乏有钱的商人。

　　1月30日，广东省政协委员余庆安表示，改革开放超过30年，新阶层社会人士也该进入参与政协事务，但不能将此错误理解成赚钱能力强就能进政协，“不该让商人掏钱进政协，这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信心”。(1月31日《广州日报》)

　　商人掏钱就可进政协，其间“金钱政治”魅影若隐若现。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说，政协只有议政权，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权力场域的发声重量。事实上，很多政协委员正是通过自己的政治乃至行业精英身份，从而对权力决策间接产生影响。也因此，商人掏钱进政协，实际也正是购买权力的一种方式。能用金钱购买权力，其中有商人利益需求，自然也有腐败滋生的土壤。其实，不管是“政协委员究竟代表谁”的争议，还是对“商人掏钱进政协”的质疑，其实质都指向了一个问题：政协委员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从法律程序上来讲，如果说人大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那么政协委员就更似一种“吸收”。有人曾总结出政协委员构成的三大特征：老板多、明星多、冠军多。的确，从现实看，政协委员的产生更像一种精英选拔，他们一般先由各单位提名推荐，然后报经政协常委协商通过，最后向社会公布即可。很大程度上，很多政协委员并不主动报名争取，他们进入政协叫接受邀请参政议政。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许多社会精英、明星进入政协，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带来一股新风，但却也为议政不专业、监督不积极、为自我利益呐喊等埋下伏笔。

　　选拔精英参政议政没有问题。问题是如果这只是一种被动选拔的权力行使，或者当这种被动的身份最终只是演化成一种荣誉、自我利益诉求的象征，那这种权力就极有可能变异。就像“商人掏钱进政协”，实际就正是将这种参政议政的权力，赤裸裸地变现，并最终成为商人实现自我利益诉求的一种手段。而这种一味对精英盲目吸收的模式，实际也为“商人掏钱进政协”提供了门票。在一切以金钱作为度量衡的语境里，谁敢说有钱的商人不是行业精英？谁又会去查这种对精英的吸收是否存在某种交易呢？

　　政协委员的产生过程本身运行的就是一套精英逻辑，其并没有认真考虑委员自身参政议政能力或责任心。正是在这种精英通吃的土壤下，被称为精英的商人可以掏钱进入，然后为自己的诉求摇旗呐喊。就像余庆安所说的，商人有企业问题需要解决，工商业联合会也可以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政协不是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平台。”这实际上就很能说明，如今的政协更多地被企业精英当作了解决自我利益、实现自我诉求的平台。

　　而越来越多在“两会”前夕组织的商业游说活动，实际上也正昭示着，这种企图用商业游说，获得政治话语权并影响公共决策的模式，正在成为商人实现利益诉求的新方式。这种利益诉求带来的交易可能导致腐败，普通民众声音也可能在此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