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顺超的博客

          我的乡愁之三---老街

    我家祖居的老街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夹道街。这条东西长不过两百米，南北宽不过五米的小街，承载着很多的故事，承载着好多夹道街人的乡愁。

    夹道街与俺村东西大街平行，从东十字街往南，一个丁字路口往东就进入夹道街。夹道街名字的由来，源于街中心有一个丁字街，往南的可通往南面的斜马街，中间这段称为“夹道”，所以街名“夹道街”。

   夹道往东，过三家房子的后墙，路南有一小胡同，宽不过一米多点，中间还有和拐弯儿，也通往南面斜马街。

   再往东两家，一个九十度拐弯儿向北，在大水坑处与东西大街相连。夹道街住户满打满算不过五十户，在老年间却是一条远近闻名，一条水泼不进、铁壁铜墙的街道。

   说道铜墙铁壁，在于上面说道的四个街口，都建有或大或小的一座门洞，装有厚重的榆木门板，每到夜晚，四门落锁，还有更夫敲着梆子整夜值守。在兵荒马乱的旧社会，住在夹道街的人们，可躲过土匪的绑票，溃兵的打劫。所以，俺爷爷说，夹道街的宅子非常金贵，一些地主老财，苦等几十年，都买不到夹道街的一所宅院。

    夹道街的住户，也都是俺们孙氏一家中的几个分支。清朝末年，有孙大有、孙二友两个财主，三进的大宅院，长工屋、牲口棚、后花园一应俱全。我家祖上，也有一位光绪年的老秀才，虽未考取举人，却是有名的乡绅。因膝下无子，宅院由我的太爷爷继承，我家的老宅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记得我家的三间北房古意盎然，东西两侧各有一间耳房，屋顶不是常见的的苇子、秫秸，而是四四方方的砖块，架在七尺木椽上面，方砖上面一层黄土，上面还是一层方砖。年代久远，烟熏火燎，加上漏雨后的水痕，屋顶方砖上幻化为一幅幅奇异的图画。小时候，我常常躺在土炕上欣赏那些方砖上的图画，哪块上面是山水，哪块上面是人物，现在还记忆犹新。

    两间东房是六十年代盖的，东南角一个小稍门，出了稍门是一条窄窄的胡同，胡同口正好与夹道错开。我的祖宅，在夹道街街心路北。

由于夹道街相对的独立性，人民公社时期，将夹道街的社员单独组成一个生产队，即第十生产队。由于队部设在村南，上工集合的大钟就挂在了路北库房的门口。说是钟，其实不过是某个机器上的一块铁片罢了。上工或开会需要集合人时，队长从墙缝里摸出一根短铁棍，敲得铁片“铛铛”山响，人们便说“敲钟了，集合去！”库房门口便占满了男女老少的社员，队长颇威风的披着棉袄，分派每个人这一天要干的活计。然后，背着各种工具的社员们从各个街口分赴不同的地块去上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期，夹道街先后有过两次外迁潮。老年间社会不安定，人们热衷与住在相对安全的街内，虽是四世同堂，也要十多口人拥挤在一个小小的院落里。和平年代，不再有匪患兵灾，村郊的空闲场院就成了外迁户的理想所在。我还记得冬闲时节，生产队组织的建筑专业队给各家各户盖新房的热闹场面。随着“来砖！”“来泥！”的吆喝声，一排排新房组成一片片新房区，在老街里面拥挤了几十年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搬进宽敞的新居，其迫切心情，绝不亚于今天往小区楼房搬家的人们。

    随着一批批年轻人的外迁，古老的夹道街逐渐显得冷清而寂寞。终日只有三五个留守老宅的老太太坐在夹道口上晒太阳。儿时敲钟上工和端着大碗一起吃饭的场景没有了，只是偶尔谁家办红白喜事，老街才会热闹上两天。

    搬出了夹道街的人们也有乡愁。每年的正月初一，留守夹道街的人们会早早搬出一张公用的方桌，摆在夹道口上。搬到外面居住的人，吃过初一早上的饺子，会说“家去看看！”然后挪动脚步走进夹道街，大家汇聚在方桌周围。社会的进步，乡风的文明，磕头拜年早已自生自灭。但初一的牌九却是不得不推上几把的，不为赢钱，就是要与老街旧邻欢乐上一把。在外经商务工当官的都回老家来过年，也必须在初一上午回老街一趟，哪怕是在夹道口站上一会。其实，这是一个夹道街人的春节团拜会，互相说一说在外面混得如何，问一问老人可否安康，孩子在哪上学。

将近中午，各家院子里都飘出猪肉炖粉条的香味儿。留守夹道街的人家会真诚地邀约游子们家去吃饭，但初一这天的饭是不可有在别人家吃的，一面说着改日，人们也就各自散去，我的老街也就重归了一年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