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贵良的农民互联网

 光明日报

　眼下，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深圳市最新统计显示，该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拐点：8月份就业岗位为59万，求职人数为47万，用工缺口达到了12万。这也是今年以来，深圳职场供求出现的最大缺口，为4月份的将近6倍。而与此同时，浙江、广东、上海、天津等地的企业负责人也纷纷感叹“招工难”。广州一家电机厂的负责人甚至感叹，现在不愁订单，就缺工人。

　　过去的“民工荒”大多缺高技能人才，而此次不仅缺高级工，更缺普通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复苏。而与之同时，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数也对此做出了印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4.3%，为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值。从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因工厂倒闭、订单锐减，无奈返乡，到如今经济暖意渐浓，出口形势稳定，企业招工心切——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变化，给我们带来新的信心。

　　而审视积极变化后的新问题——“民工荒”，其出现并不偶然。除了经济复苏带来的劳动力供需矛盾外，更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在发挥作用。去年，国际金融危机令中国经济阴云密布，大量沿海企业倒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为了稳定返乡大军，国家出台一系列帮扶政策。据江西省统计，从2008年9月到2009年4月，返乡农民工滞留人数达到100万人。该省表示今年将提供10.8亿元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贷款，支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而如今，返乡农民工中的部分人已开始自己创业当老板，月收入大大超过原先。

　　尽管成功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仅仅是少数，但不可否认，今天的农村早已旧貌换新颜，就业环境大为改善；创业政策更加灵活，创业型就业日趋热门；惠农政策含金量高，重回农业本行不再是无奈之选。尤其现在的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相比第一代、第二代，其知识结构已发生了变化，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眼界更广，要求更高。从过去“有工就打”到“是否选择打工”，“选择哪个地方打工”，“打什么样的工”——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选择更加多元，这也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表面上看，经济环境好了，农民工自然就回来了。而事实并不如想象得简单。倘若农业收入逐年增长，而打工收入与务农收入差距渐小；倘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全，而农民工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没有根本改观；倘若返乡培训后农民工技能素养已经提高，再让他们重返旧日的岗位，拿从前一样的工资、享受原来的福利，必定不会是他们的称心之选。

　　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它说明的是随着城乡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到一定阶段就不再继续。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巨大，劳动力的转移将长期存在，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背景下，“民工荒”的出现并不是总量短缺，而只是结构性短缺。现实很能说明问题：一方面，一些转型升级的外向型企业苦于普通工太多，招不到高技能工人，而大量没有升级换代的企业连普通工也难以招到。原因是它们依然延续着以前“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低廉的工资待遇让大量农民工望而却步。

　　“民工荒”，逼迫我们进一步改变传统的人才观。由于专业技能的欠缺，大部分农民工仍然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这需要广大农民工增加技能水平，更需要国家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改变唯学历至上的教育方向，加强对技术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人才结构，提高技能人才的比重。

　　“民工荒”，也逼迫企业深刻反思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由于目前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中国企业主要以低廉的劳动成本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如果只求低水平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加快自主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工资收入，已成为众多企业的必然之选。

　　“民工荒”也催生着善待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出台。近年来，“民工荒”在沿海地区已出现多次，工资偏低是一个共性的原因，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说，工资问题应由市场和企业解决，那么，涉及农民工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则需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制度上和文化上，给农民工更多的关怀与温暖。令人欣喜的是，不久前，国庆60年阅兵式上，由2323人组成的农民工方阵首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宁夏“打工仔”郭昊东代表2.4亿农民工登上国庆彩车。这无疑表现了农民工为国家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彰显了国家对农民工群体的高度重视。

　　放眼未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仍未消退之时，中国经济苏复的步伐能否坚实有力地向前迈进，其关键之处也在于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是否有效推进。如果说，“民工荒”能够带来政府与企业对我国人才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科学发展的深层次思考，那么，它未必不是件好事。（冯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