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剑的农民互联网

作者：范子军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竹兰专门撰文，就近期引发社会热议甚至让有关人士倍感忧虑的农民工工资高于大学生现象进行了深度剖析，找出了“反映部分人力资本供大于求、折射人才培养使用体制问题、没有形成良好创新创业环境、大学生缺乏创业创新价值观”等症结所在。（10月8日人民网）

　　近期沿海地区闹民工荒，致使个别用工单位招聘农民工月薪达到5000元，超过了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这一现象让不少人大感“意外”，觉得很“反常”。关注大学生就业，是社会应有之责，然而，某些方面对大学生工资低于农民工现象的过度敏感，却让我们隐约感到一股社会歧视的暗流在汹涌。

　　从某一特定社会现象，追本穷源，寻找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的良方，本身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善意之举。遗憾的是，整个争议、探讨过程都是在“农民工工资哪能超过大学生？”、“大学生怎么可以不如农民工？”的潜意识状态甚至现实语境中进行的，因而，这种表象的“善意”背后，却难以遮掩严重扭曲的社会病态。

　　在民主社会里，人生而平等，本不应该有贵贱之分，虽有社会分工不同，受为教育程序及其他原因造成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也不奇怪。但是，有一种观念似乎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干体力活儿的“草根群体”就该低人一等，只能拿低工资，而所谓的“精英阶层”则理所当然要享受高薪，否则，就是“不正常”，必须予以“矫正”。

　　这种与现代文明相悖离的思维定势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机制，一方面造成了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群体收入长期偏低的民生常态；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或政府缺乏改变这一现状并遏制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趋于两极分化的原动力；而克服重重困难，削尖脑袋上大学、考公务员，无疑又演变为人们不甘于身份歧视、职业歧视的一种突围举动，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矛盾。

　　事实上，出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等，都不应该成为衡量劳动力价值和决定工资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准，更不能成为唯一标准。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机制的要求。前者要求体现公平、平等、效率原则；后者则强调由市场来调节，紧俏则薪涨，饱和则薪降，农民工工资与大学生相当甚至更高完全应该成为正常现象。

　　就拿大学生和农民工来说，大学生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相对较高，普通农民工可能干不了；而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则多为高劳动强度、高体力消耗、高环境风险型，大学生也未必都愿意去干，从付出与回报的角度看，两者之间并无多少直接的可比性，不能单纯依不同的身份、工作、职业等谈论薪酬的高低。

　　只有社会的认知、制度回归到这一理性、健康的状态，消除劳动用工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歧视和不公，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才有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我们就无需再过多地被为所谓的民工荒、大学生就业挑剔、挤公务员独木桥等现象所困扰和折腾，科学用工、合理用工、规范用工、和谐用工格局的形成也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