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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0年伊始，中美关系因美国对台军售、贸易保护、谷歌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关系似乎突然陷入低迷，以致《华盛顿邮报》评论称，2010年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时刻”；美国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

    2010年，中美关系走势引人注目

    仅仅两个月前，奥巴马总统成功访华，两国签署中美关系史上又一份重要文件，使2009年的中美关系在高开高走中达到高潮。为何中美关系在2009年能一直保持顺畅发展，2010年开年即遭遇挫折？那些使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基本因素是否依然存在？2010年中美关系发展究竟将呈现什么特色？这些问题引起全世界密切关注。毕竟，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重大全球性意义。

    2009年平稳发展非偶然

    展望2010年的中美关系，有必要首先回顾2009年。应该说，2009年中美关系能够实现平稳发展并高潮迭起，绝非偶然。

    总结起来，大概有四方面原因：第一，是中美关系30年发展的历史惯性和发展逻辑使然。建交30年来的关系发展，使中美关系积淀起日渐深厚的基础，包括巨大的双边贸易额支撑的经贸基础、广泛的国际与地区合作形成的战略基础、全面的交流机制累积的政治基础等，由此形成一个必然结果：中美关系只能进，不能退；合则两利，斗则双输。

    第二，是中美两国逆向发展态势及美国对华需求日渐增高的客观现实使然。中国崛起大势所趋，美国是否陷入衰落虽无定论，但美国霸权呈现衰势则是不争事实。在这一大背景下，面临“一场危机、两场战争”的不利局面及新兴大国崛起、美国形象受损的现实，美国对华战略倚重必然加强，这种倚重未必心甘情愿，却不得不有意为之。因此，对华政策抓大放小、淡化矛盾与冲突点也就理所当然。

    第三，是奥巴马团队战略观、世界观、对华观使然。一心创造历史的奥巴马，上台伊始即提出“巧实力”战略观与“多伙伴”世界观，并因此全面调整对外战略思维与做法。对华战略显然也呈现出若干新气象，包括正面接纳中国和平崛起、公开表示不谋求遏制中国、愿意同中国分享部分“领导责任”等，以此换取中美战略相互保证，确保中国崛起不仅不挑战美国利益而且成为促进美国利益的正面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2009年美国对华政策显示出来的一系列积极动向，包括克林顿国务卿年初访华、奥巴马总统年底访华、高度重视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启动、积极推动两国议会交流达到高潮、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新定位很快得到确认等，不只是权宜之计，也带有某种战略性意义。

    第四，是中国积极把握机遇、推进中美关系的战略主动使然。2009年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政府不仅把握了国际局势变动的战略机遇，也抓住了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动向，进而在对美工作上加强谋划并提早动作，在战术运用上善于凸显合作面、控制消极面。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

    2010年的四个未变

    很显然，观察2010年中美关系走势，首先必须全面审视以上几个基本因素是否存在，或者说是否依然起作用。

    总体看来，2010年中美关系有四个未变：其一，美国对华战略倚重未发生根本改变。奥巴马一年来的变革实践表明，美国金融危机势头虽得到初步遏止，但经济危机的风险并未根除；股市虽有所上扬，但房市依旧低迷；经济虽出现正增长，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奥巴马政府主要精力势必仍将放在拼经济、保就业、促发展上，中美经贸关系出现重大波折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更重要的是，一度被奥巴马政府有意淡化的反恐问题因阿富汗问题陷入僵局、也门事件突发，而再度跃升至美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位置。也因此，使得控制中美安全冲突、加强两国反恐合作成为奥巴马政府不得不继续坚持的对外战略大局。一句话，美国对华战略借重的势头并未减弱。

    其二，中美关系的基础总体仍未动摇。两国经济摩擦的深度与频度虽在上升，但相对中美贸易总量及经济合作格局多元化的势头，毕竟只是大格局下的小问题；谷歌事件等所体现的中美政治较量虽针锋相对，但两国总体政治对话与交流势头仍呈升势；双方在气候变化、朝核、伊核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本来就很正常，不会根本冲击两国战略合作大局。

    其三，奥巴马团队总体对华态度没有根本改变。尽管对中国有期待太高进而落空的遗憾甚至不满，尽管在谷歌等问题的处理上有强词夺理的一面，但正如克林顿国务卿日前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所讲的那样，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大局是得到两国元首认可的共识，理性对待分歧是双边关系成熟的标志，发展美中关系仍是美国的最高利益。

    其四，中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对美关系的意志依然坚定。对对台军售等事件的批评与反制并不意味中国政府松动发展中美关系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减缓与美国在重大国际与区域问题上合作的力度。

    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下看待2010年初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可能更加准确和理性。

    三个变量挑战敏感问题

    如果细加分类，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主要因三个变量而催生。

    一是在2009年被刻意压制或掩盖的问题开始发酵，如对台军售问题。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责任使得中美两国“抓大放小”，强化国际合作淡化双边矛盾，因而在涉及双边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如涉台、涉藏、宗教、人权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多能“克制”，或者有意淡化，或者尽量推迟。而到2010年，基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的考虑，它们被抬了出来。对熟悉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本不新鲜，但与2009年中美关系高潮迭起相比，极易产生某种心理落差与认知的不适应。如何认清这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

    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

    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