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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她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回信说：“《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前，就能背诵一些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儒林外史》读了一百多遍，仍然一本正经地读，不是随便翻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也读了七十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二十多遍。《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属于个人隐私，因此，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们既感到没有时间，更感到没有必要，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

（摘自《特别关注》 作者：苗振亚） 载第218期《再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