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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志云哥的故事（二十二）

初试牛刀

1955年秋，我在河北农学院毕业了。分配到本校教学试验农场当技术员，主要任务是配合老师们的科学试验和学生实习。刚毕业后的月工资是52.5元，我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寄给母亲30元。母亲来信说收到钱后说不清心里是啥滋味，直掉眼泪，我上学家里没出力，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闯荡太不容易了。家里现在不需要钱，还是自己留着，以后找对象、结婚，用钱地方多着呢！我回信说，留下的钱我一个人够了，家里侄女、侄儿还小，我每月都会给家寄。

1956年我主要配合老师的棉花试验地的管理和调查。在这一年党的生日前夕---6月29日我终于被批准入党了，我始终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因为我想：有哪位母亲会拒绝既追随她又忠于她的儿女呢？这年冬天，为了扩大农场规模，经当地政府批准，学校“收购”了一个行政村，连地带人都划给了农场，建成笫四站（后改为分场），壮劳力都转为农场工人。

1957年春节刚过，组织上就委任我为农场第四站站长去“上任”了。当时正式的国家干部就我一人，其余是几个“以工代干”的管理工，负责财务、伙食、物资的管理，也是我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完全没料到工作的复杂和困难，更不知仕途险恶。我还像从前一样，认为辛苦点、勤快点就行了。当时大约有1500多亩地，60多长工，我把工人分成三个组，每天给各组派活，耕地、播种等技术员的活也是我干，另外还有牲畜、猪场、羊舍、菜园，哪摊有事都归我管，连工人家属的事也找我，谁叫我是“当家人”呢？当时党正在全国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号召群众用贴大字报、小字报、大会发言等方式对党在各方面的工作提意见，农场还分别召开了党、团员大会，要求党、团员带头发言、写大字报，以打消群众顾虑。那时我刚出校门不久，初到社会，听了一些干部群众议论，免不了把工作中的问题看重了些，就贴出大字报针对农场领导提起意见来，免不了有用词尖苛、“上纲上线”之语。再加上我上任后的一些缺点错误，自然就成了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4月下旬，全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农场也去了一部分代表，没让我参加。一天接到通知，让我第二天赶到学校参加党代会听大会发言。第二天我骑自行车来到学校礼堂，没人找我谈话，同志们见了我都躲着，农场代表的发言都是点名批判我的，主要是：散布攻击党的右派言论，丑化党的领导形象，阶级立场不稳，分不清敌我等。我的头嗡地一下子大了，像是快要被击倒了，强坚持坐在那里。散会后也没人理我，我连饭也没吃就回到四站。真的要感谢学校领导开明，最后没给我带上“右派”帽子，只是撤了我站长职务，还当我的技术员。“初试牛刀”就这样惨败了，到底还是太“嫩”了。在这以前我有过三次下乡经历：第一次是1951年到定县参加治虫一个月，第二次是1954年到晋县周家庄实习一个月，第三次是芦台农场实习四个多月，前三次我都成功了，为什么这一次失败了呢？后来我分析，前三次都是别人领导我，而这次是我领导别人，这一反一正对一个人能力的要求就大不一样了。那时由子住房紧，我和一位伙食管理员、一位生产组长住一屋，我们三人曾照过一次相，这也成了批判我的证据，说我搞小圈子，拜盟兄弟。后来我在照片背面写了几句顺口溜：“脱下校服到农场，世事不通当站长，因与农工最知心，曾被误传结拜人。”

我没有倒下去，在技术员的岗位上干得更欢了。因为我对农村环境、农业技术、农业一线的劳动群众有很强的亲和性。我不怕苦累，带头实干，平等待人，随和好处，很快结交了一批朴实的新朋友…星期天我们结伴去市里看戏看电影，他们家里有事请我去做客，把节日做的“好吃的”拿给我吃，邀我去他们家乡逛庙会，闲时我们下象棋、打朴克，夜晚在麦场上、护秋的窝棚里谈心，让我给他们写家信、写春联，真心诚意地给我介绍对象…我在农场结交的这些农工朋友，有的至今还有密切联系，有人不在了，我和他们的子女还联系着…毕竟我在农场干了21年。后调来的站长李慕芳（后升任总场副场长）这一年工作很省心顺手，地里农活我都顶起来了，样样没落后，不用通过他传达给生产组长，我和组长商量着就办了。他把精力主要放在工人的思想工作和其它事情上，由我办的事他很放心。看了我一段工作，他对我的能力做了这样的总结：“当技术员有余，当站长不足”。他说得很对，我就是一个适合在别人领导下干事的人。